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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名家(作者 董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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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分全国名家和地方名家。就书画家而论,如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林风眠、冯超然、吴待秋、吴湖帆、丰子恺等,是全国知名的书画家。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书画史上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地方名家是对全国名家而言的,何谓地方名家?即只在一地有名,离开他的所居之地,便几乎不为人知。地方名家对全国名家来说,数量要大得多,这说明,无论是书画家,戏剧家,作家或者诗人,要想成为全国知名的名家,难度是相当大的。除了艺术水平高低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地域。如果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文化发达的大都市,成为全国名家的机会就多。 齐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在老家时他已有了名气,但如果他后来不到北京,说不定终其一生都是个乡村画家,更不要说成为艺术大师了。齐白石刚到北京时,无人识其画,更无人知其名。一次文化人聚会,先生备受冷落,幸得梅兰芳先生向大家作了引荐,会后齐白石十分感慨写了一首诗,诗写得很好,很能见他的旧体诗功底,诗曰:“先朝曾经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冷落长安市,幸得梅郎识姓名。”齐白石成名,我以为有三条,一是艺术天才,二是居地得宜,三是能享高寿。 再说当今被誉为“金嗓子”的京剧名家于魁智,于在沈阳京剧团时,只是一个演须生的名演员,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自费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毕业后选择了留在北京,尽管沈阳京剧团聘他当团长,他也婉辞了。他今天是中国京剧院的台柱子,在北京演出机会多,上电视的机会也多,露脸的机会也多,加上他的艺术天分,很快就名满天下了。还有与他配戏的李胜素,河北柏乡人,原在邯郸京剧团,后到山西省京剧院,为了寻求发展,想尽办法调到北京,如今他与于魁智被誉为京剧舞台上的“金童玉女”。他们的成名,艺术修养之外,选择北京是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诞生了许多全国知名的书画艺术家,如王个簃、朱屺瞻、谢稚柳、白蕉、潘伯鹰、沈尹默、王福厂、张鲁庵、陈巨来、来楚生等。其中不少并非沪籍,但他们却是在沪成名。这就使我们注意到,北京上海这两地的文化土壤。假若他们仍居住在本土,植根于文化贫瘠之地,断难成为全国知名的名家,这些书画家的成名,首先得益于他们的艺术天才,但更得益于他们的胆量,敢于离开本土到大都市去闯荡,去一试身手。大都市文化发达,院校多,名家多,展览多,易于交流,易于开阔眼界,易于接触新的创作理念,易于选择名师,易于得到名家的指教与提携,因此成名的机会也多。深具眼光的书画家,很明瞭这一点。如今北京有个画家村,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云集于此,相互走动,相互学习,这对于提高画家的艺术修养,作用是巨大的,许多人来此之前,已经是地方名家了,有的还在地方的艺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了寻求更高的发展平台,他们放弃了在地方上的优越的创作条件,来到易于施展自己艺术才华的北京,这些人是聪明的。 但成为全国名家,不是说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许多地方也都诞生过闻名全国的名家,古代的许多地方画派,以作品立名,也照样名登画史,如金陵派、吴门四家、扬州八家等。近当代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长安画派的石鲁、赵望云、方济众,天津的孙其峰,四川的彭先诚,广东的林墉,山西的董寿平,虽不生活在京都,也照样全国有名。许多地方名家,其艺术水平不见得比全国名家低,如果采用“糊名制”,让读者鉴评,说不定还会让全国名家名落孙山。 李伯安是洛阳籍,后活动在郑州,他的国画《走出巴颜喀拉》在上海展出引起轰动,著名评论家邵洛羊说,整个上海只有一个施大畏可与李伯安相媲美。李伯安生前只能算一个地方名家,死后才成就了全国之名。所以不能说一提地方名家,似不足论,许多地方名家,只是生不逢地(域)而已。 洛阳近代书画名家林东郊、高福唐、郭铁林、李振九都有一定的成就,林东郊是翰林,高福唐是举人,李振九是秀才,郭铁林诗书画印四绝,虽作品蔚然可观,但声名仅限一地,出了洛阳,便几乎无人所知。而袁丹鼎、袁兆熊父子客居北京,却有一定名气,作品流布北京,士人笔记中多有提及,我曾在北京一古玩店见过一副袁丹鼎的对联“辅仁须善取三益,成德惟能用九思”,字体萧散疏朗,确有大家气象。其游艺濡染于京都士林之间,境界自然不低。李振九之后的洛阳书坛四家张文会、孙巨川、李毅夫、朱玉璋,则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名家了。其作品与书名,载入地方史志则是毫无疑问的。 清代画家石涛说:“画坛有彼时轰雷震耳,而后世绝不闻问者。”这种现象就很奇特了,能震声名于当时而不能传名于后世,非惟石涛时代有,今日也有,洛阳就有,其掩迹之速,不足10年。究其原因,一是作品存世数量太少,二是炒作成名,三是作品经不起时间考验,自然淘汰,非人力能所拯救也。 还有许多书画家、诗人,虽负才名,却因偏居一隅而无江湖之名,随着历史的尘封,绝无闻问,这倒是十分可惜的。约十几年前,友人王木铎先生在地摊上淘得一本手抄本诗集,宣纸线装, 考据作者当为民国初年洛阳县诸葛乡人,工笔小楷极见功力。我从未听说过此人,而集子中的诗,丝毫不逊于许多著名诗人。我揣想,作者可能出于贫寒之家,集成之后,无力付梓,只好自抄自存,兼示友人。彼时又无复印设备,手抄孤本,又能流传几人?惜其才名与诗作,为穷困所掩,这样的人,连地方名家的名头也捞不着,才高命蹇,可叹! 最令人惋惜的是洛阳的三位学者,一位是许鼎臣,一位是周维新,一位是杨恭斋,三位都是前清举人。这三位肆力国学,提携后进,并皆有著述传世,道德学问,一时为洛阳之泰山北斗。1933年由许鼎臣任馆长,在洛创办河洛国学专修馆,设馆授徒,研习经学,受业者多达五六十人。许鼎臣先生德高望重,谈经学道,沿朱溯孔,被推为中州儒宗,其学生后来在党政军及文化界卓有成就者甚多,为河洛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此三位的学术成就发洛学之精微,恐怕今天大学里的教授也难比肩。如果他们当日任教于北京的高等学府,成为名教授毫无疑问,这也当是业非其地了。 说了这么多全国名家地方名家,其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欲成就一番事业,着眼点要高,心气不可浮,但志向不可不远大,君子惧殁世而名不称焉,要成名就要成全国之名,小天小地绝非施展抱负之地,要敢博大名,在取得一定成就时,要及时从小平台转向大平台,要把名做大,争取青史留名,万勿满足于一地之名。古人大抵亦如我,世事何尝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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