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杂议（作者董高生）

孙建邦

选本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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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终其一生，所见所读，仍不免为沧海一粟。以《全唐诗》为例，煌煌4万余首，虽不少为精金美玉，仍可以说是珉玉杂陈，故不能也不必尽读之。清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别具慧眼，从中检索出300首，编为《唐诗三百首》，涉及作者77人，只占全唐诗的一百六十分之一。名人名诗，百里挑一，皆能为后世取法。愚以为，在唐诗的诸多选本中，此为最好的一本。另一选本应该是《千家诗》，为宋人谢枋得所选。艺术水平都很高。古人为此倾注心血，毕缕之功，洵不可没。

    就每位诗人而言，所作百首千首，庶几可称者，几十首而已。乾隆皇帝作诗两万余首，传唱于后世者，一首也没有，徒劳了。我手头有一本《康熙诗选》，刻板而无生机，看过之后便扔一边了。读诗家的诗，不必读他的全集，专门研究者例外。所以，选本的出现，实乃一件功德，使后辈初学，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读最好的诗文，犹如抄捷径而登琼楼也。

   诗文的选本，有的是专家选，如《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类。有的是集体选，由一位专家总其事，担任主编，所选之诗文，要经过集体讨论。有的是自选，由作者本人自定。作者往往敝帚自珍，不忍舍弃，结果芜而不精。但只关乎他个人的声誉，故我们不必去管它。专家的选本，由于才情学力，深具眼光，所选尽皆脍炙人口，可读性最强，深受读者欢迎。

   无论是专家选还是集体选，首先都要预立原则，定出体例，文备众体，类别丰富，尽量选名家名篇。如《古文观止》，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叔侄所选，慧眼识珠，披沙拣金，所选文章十分精当。上起东周，下迄明代，共选辑各体文章220篇，兼能照顾到各类文章体裁的不同风格，大都是各朝代的优秀作品，裨补后学，择其善者而师之。我自己就案头必备，时时翻阅，不少篇目，竟能成诵。

   尝览古人诗，不当意者多，非敢轻古人，盖诗实难为也。所以，读诗文而不加选择，耗时费力，事倍功半。各种选本，无论是自选本、专家选本、集体选本，均不可避免有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漏选”和“滥入”的毛病。政治观点，地域观念，水平高低，艺术见解之不同，都会影响到选本的质量。试举一例：清代沈德潜在编选《清诗别裁集》时，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遵依儒家诗教“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论诗标准，重模仿而轻创造，境界不是很高。同时代的袁枚就批评沈德潜说“独不选王沉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并以阴阳之道论证世间有男女必有艳诗之理。但沈氏并不作答，依然故我。结果导致袁枚的不满，引出袁枚两句很有意思的话：“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实不甘是先生”。这说明，在袁枚与沈德潜之间，因文艺见解不同，存在着选本上的争执。我认为，就这件事而论，曲在沈。你既选清代的诗（清初至乾隆年间），当然要照顾到各种题材、体裁，立足点要高，眼光要宽，决不能以个人好恶作为取舍的标准。

    再一个问题，是选者的知识面所限，阅读面窄，不能见被选者的作品全貌，结果该选的未选，不该选的倒选了。这对入选者创作水平的显示是会造成不利影响的，在读者中会造成“此人不过尔尔”的错误评价。此其一。其二，在选一个朝代的诗文时，又会受政治观点的影响，选者不敢违背当政者的意志，该选的作者未选，不该选的作者入选。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五四以来诗词选》，由华钟彦教授主编。五四以来，乃1919年以来，下限当然应当到1987年止。时间跨度近70年，仅在民国的时间就有30年，所选作者，尽管也包括蔡元培、陈寅恪、樊增祥、丁福保、黄炎培、何香凝、柳亚子、聂绀弩、郁达夫、施蛰存、于右任、张伯驹等民国名人，但1949年之后的旅台学者诸如胡适、傅斯年、张伯苓、蒋梦麟、钱穆、林语堂、梁实秋、赵元任等，竟无一人入选。吴佩孚虽为军阀，但是秀才出身，其能诗能文，且有著作存世。他的“北望满洲”一词，颇有壮怀激烈的气势。吴的对朕“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天下几人学杜甫，一生知己是梅花，”写得很有水平，吴当然也该入选。徐世昌当过民国总统，诗文俱佳，也没入选。汪精卫也能诗，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宁汉分裂前，还曾激励过无数青年，他当了汉奸，但不能否定他的文采。你选的是诗文，不是人，读者绝不至读了诗便肯定了这个人，何必因人废言呢？选清人的诗，很少选李鸿章、曾国藩。《南亭四话》录李鸿章赴试途中的10首律诗，功底很深，但从未见其入选。当然有些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五四以来诗词选》出版时，思想解放程度有限，“文化酷吏”尚未绝迹，选者心有余悸，不免缩手缩脚。

     这种心有余悸的事体，别说是“一般编选者，即清末位高权重的曾国藩，他选诗，也照样有心无胆，请看下面这些话：

     亭林（顾炎武）诗不宗一家，故能自成一家。尝闻曾涤生（国藩）编历代名家诗钞，本拟选录亭林诗，终惧而不敢。故止于元遗山，金以后六百年遂无人焉。（见王冀民《顾亭林诗笺识 • 序》）

     顾亭林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明末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失败后，又曾十谒明陵，这样的人，清廷自然将他列为“阶级敌人”，他的诗文再好，曾国藩再胆大，也不敢将他的诗攥入集中。中华书局出有《顾亭林诗笺识》上下两册，藏于我书斋中，他的诗学养深厚，一般人是写不了的，同时也说明，曾文正公是有眼力的，但“政治因素”，使他却步了。

     在诸多选本中，还有许多“照顾”名家的作品，多为“老干体”，名头很高，艺术很差，干瘪无味。滥入集中，不唯本人很失脸面，而且使选本失色。你选的是诗是文，而不是选人，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选编者都懂。但黄宗羲却是有胆有识，下面这些话，可见他的胆识：

     昔黄梨洲（宗羲）选明文，不遵一辙。唯视其一往情深者，即从而捃拾之。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盖性之贞者，其情亦深。亦为深情之物可以感人耳。

     梨洲的编选原则，无异是十分正确的，选诗文，不看名头，见好就收。钜家鸿笔不若稀名短句，不收，浮浅不如幽远，不收，留给后世的，应当是美文。

     话又回到民国，我从诸多选本中见到的民国诗人的诗，好的不多，因而常叹诗至民国，已近尾声，曾有“民国无人”的感叹。及后来在郑逸梅先生的《艺坛百影》和《文苑花絮》中读到的许多民国人的诗，才改变了我的看法，后来又读陈声聪先生的《兼于阁诗话》，更是眼界大开。其中弘一、陈病树、杨云史、林庚白、冒鹤亭、苏曼殊、朱莲垞、杨度等人的诗作，各有异趣。这些人的诗或选者未见，或见而漏选，作为研究者，都是不应该的疏忽。

     陈声聪先生在《知人论世》一文中说：知人论世，不宜以今之尺度，衡量古之作者。韩愈、柳宗元，同时而又地位相同之大作家也，以柳《封建论》有历史唯物论观点为进步。韩之《原道》、《原性》等属于儒家思想为反动。王安石、苏轼，同时而又地位相同之大作家也，以王主变法为进步，苏言新法不便于民为反动。一扬一抑，韩与苏不复为人称道者几三十年。又李白能令高力士磨墨脱靴，敢于诗中直呼孔子为孔丘，乃视为进步。不惜千方百计，牵强凑合，捧之上天。其落后消极一面，则成为“时代局限性“而曲原之。而对某些大作家，凡认为不合于今，虽在当时至后世影响甚大且深有群众基础者，亦不惜痛加贬抑，沉之九渊之下，致使大量人才及作品，湮没无闻，殊可惋惜！

     古人若知今人之尺度，能否量身裁衣而迎合今人？肯定是不会的。因此评价或选定古人的作品，一定要放在当世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去考虑，强加给古人许多“莫须有”，既不敬人，亦不敬事。

     由此我又想到我们的语文教材，其教学目的，是教学生如何说话如何作文，当然所选应当是古人前人今人的优秀文章，以为范文。所以，小学课本中的刘胡兰、黄继光等文不宜选入，而中学课本中的《老山界》、《翻越夹金山》等文也不宜选入，此乃政治教材，可另选作专辑，谁愿意看谁看，谁愿意买谁买，因这些文章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并没多大意义。读者各取所需，这样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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