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厚重的汝阳历史 - 洛阳社区

汝阳县地处黄、淮两大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南北文化的并蓄，孕育了特有的汝阳历史文化。仰韶文化古迹遍布汝阳境内，汝阳文化遗产丰富。1957年1月，洛阳专署派考古专家程立、贾峨两同志，从洛阳到汝阳，开展汝河沿岸仰韶文化时期的文物普查。程立、贾峨两同志沿汝河两岸工作了三十八天，发现了上店南寨岭、古严蛮城岭、城东古城寨等多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自此，汝阳县组织三次文物普查，发现文物点800多处，其中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就有20多处。仰韶文化时期是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也是汝阳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在汝阳县流传的炎黄会盟、杜康造酒、大禹治水、商汤祈雨等事件，正是仰韶文化时期的前后。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聚落在淮河流域的汝河两岸和黄河流域的杜康河、刘伶河两岸出现了大繁荣。

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笔者近年来，对汝阳县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展走访考古调查，其中汝河流域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在汝河两岸和支流范围内，有新石器时代遗址14处。黄河流域的杜康河、永定河、刘伶河、柳沟河范围内，有新石器时代遗址10处。汝阳境内新石器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属汝河流域和杜康河流域。这些遗址按照时代可划分为仰韶文化初期的聚落，仰韶早期聚落，仰韶中期聚落，仰韶晚期聚落，龙山文化聚落。纵观汝阳文明历史形成过程与早期发展脉络，属于中华文明重要的根脉文化的组成部分。

汝阳的遗址聚落，大都在两河的交汇处和河湾处的黄土台地上。汝阳早期人类生活在河流附近的原因主要包括：河流提供了丰富且稳定的水源，满足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需要。河流沿岸的土壤通常较为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和家禽的养殖。河流作为水路交通的大动脉，为早期人类带来了外部资源交流和贸易的便利。河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周围地区的气候，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早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靠河流的水、土壤和气候条件较好，有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为，汝河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诸多便利条件。所以，人类通常选择在河流附近居住和繁衍。

从汝阳众多的遗址上发现的遗物有石刀、石斧、石锄、石镰、石球等石器。有彩陶片、钵、尖顶瓶、碗、高领罐等遗物残片，泥质红陶最多，夹砂粗红陶、夹砂粗灰陶次之。器形有鉢、小口大腹尖底罐、陶罐、夹砂粗陶质的鼎足和圆底鼎的残片。发现有灰坑、墓葬。还有兽骨、兽牙、螺壳、鹿角、骨化石等遗物。

汝阳的仰韶文化史料十分丰富，可以说古严庄遗址发现的薄而黑亮的黑陶片，就是标准的蛋壳陶。其特点是器形精美，表面光洁，带有一定的几何纹饰，整体呈黑色。由于经过了打磨，黑陶表面漆黑光亮，十分美观。薄胎黑陶的器壁厚度仅为1毫米左右，故人们称其为“蛋壳陶”。黑陶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主要陶器类型。是龙山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最典型的器物。古严庄遗址发现的龙山黑陶，堪称世界级文化瑰宝。

古城寨遗址发现的泥质红陶片，夹砂粗红陶片、鼎足、夹砂粗灰陶片，推测器形有钵、小口大腹尖底罐、陶罐、夹砂粗陶质的鼎足和圆底鼎。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器物中，似乎没有哪种器物能像鼎一样，能沿用时间自古至今，被赋予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含义。鼎的原始功用是炊煮食物，进入国家礼制社会后，鼎成为贵族专用的礼仪重器，进而演化成权力和国家的象征。古城寨遗址陶制钵形鼎、圆底鼎，其时代约为公元前五六千年，这为探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确凿的地层依据，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杜康遗址发现有罐、瓮、盂、碗、杯、小口大腹尖底罐等酒器图片。特别是小口大腹尖底罐，有学者认为是水器，也有学者认为是酿酒发酵容器。若是酿酒发酵容器，那就说明，早在四千至六千年前，杜康河畔已人口密集，农业发达，汝阳的原始先民依托着丰饶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产品，已经展开了酿酒的活动。这与先秦时《世本通释》记载：“杜康，黄帝宰人知康也，主粮食饮膳而能造酒，其后食于杜，故称杜知康，略为杜康，其胤皆主酒事，酒甘旨，故曰杜康旨浓，尧能千钟。”相吻合。

汝阳仰韶文化彩陶见于圣王台遗址，从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彩陶片上绘制着一些图案，传达着重要历史信息。彩陶的颜色有红、黄、白、黑、褐等，其中红色尤具代表性，是当时人们有意识地最早使用的颜色之一，这是充满激情的一种色彩，代表着生命、活力，也是一种精神。汝阳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制陶技术已相当成熟，所以陶器出现彩陶。从圣王台遗址发现的彩陶片来看，汝阳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在制作工艺、装饰图案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窥一斑而知全豹”，列举的汝阳这些仰韶文化遗址，无疑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汝阳这片土地，每一寸土地都遍布历史遗迹。汝阳深厚的文化底蕴积淀，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