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遗嘱被史学家认定为“政治遗嘱”,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至今保存完好。秦桧在该份遗嘱中告诫子孙远离政治,深知自己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这样兴许“庶几可得苟全性命”。 秦桧在该份遗嘱中仍然坚定地认为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这姑且被看作是“路线问题”,我们也大可不必站在今天道德的制高点,对秦桧求全责备。
其实,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也并不反对北伐作战,因为战争会让他的声望达到空前的高度,政治地位更加牢固。如果称高宗为一个战略家也不为过,在他在位的几十年里,一直跟金国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判,边备战,这样不仅增加了谈判的筹码,更主要的是凝聚了民心。说到底,他对岳飞充其量只是利用,可怜岳飞一腔热血终究逃不脱“兔死狗烹”的宿命。
既然如此,高宗为什么还在关键时候用12道金牌召回征战途中的岳飞呢?原来是因为金使送来了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高宗急需找岳飞对证,并且未雨绸缪,釜底抽薪。
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收复北方迎还二帝,待功成名就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站队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了极大的回旋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功利心太重,性格耿直,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人猜忌,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也敢撂挑子走人,犯了皇家大忌。在岳飞被杀后,他昔日的同僚们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把责任推到皇帝的身上,只好以“莫须有”予以搪塞,这也为后人留下了口实。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细想,也不无道理。所以,最后秦桧只能“为皇帝分谤”“为江山社稷而牺牲自己的令名”;“为知己者死”,以报高宗“知遇之恩、信任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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