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朱由崧之事略
由崧心系国事，思有所为，直至小朝廷覆亡之前，迄未忘怀。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底，左良玉以“清君侧”讨伐马士英为名，举兵东下。清兵攻破徐、砀，又破亳、泗，大举南下。四月，史可法三报紧急。由崧的方针是：“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自是长策。”〔84〕然而史可法并不认为这是由崧的主意，乃曰：“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蒙蔽至此！”〔85〕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马士英的主意。
确然如此。其实，这是由崧的无奈。本来，由崧思路清晰，在其登极伊始，曾把对付农民军作为当务之急，以“三灵共愤，万姓同仇”，号召臣民“戮力，助予敌忾”，〔86〕全力复仇讨“贼”。然而，半年之后，即十二月，当御史沈宸荃上疏中指出：“今日虏贼皆为**仇。自东藩失事三十年来，兵财耗尽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奄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应“节节皆为防虏计”，“以防虏为实着者也”。由崧赞同，乃“命兵部敕行”。〔87〕可见其思想认识已随形势变化而深入，由全力复仇讨“贼”，到“防虏为急”，即抗清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是重大战略方针的转变，全国臣民都应为此转变而行动。
然而，擅权的马士英却不予理睬，既不防“虏”亦不防“贼”，而是防左。因为他认为足以对其权威构成挑战的，是居于上游的宁南侯左良玉，所以处处提防，而置由崧抗清部署于不顾。本有主见的由崧竟无可奈何，遂提出此应急之“长策”，既自我安慰亦对付马士英，实为抗清留后步。而当左良玉以清君侧起兵讨马后，马士英便倾全力对付之。此时，清兵来势迅猛，史可法得不到由崧的支持，遂移书马士英，恳其选将添兵，士英不应。而当镇臣刘泽清、刘良佐各请离汛地率兵南下入卫，以抗击左兵，由崧已痛感形势严峻，乃坚持抗清之见，谕以防边为急，不准其请。
清骑分路南下之报不断传至，十六日，由崧召集群臣议对策。士英仍力请亟御左良玉。而诸臣皆言“良玉稍缓，虏尤急”，〔88〕应火速防御。由崧遂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谕士英道：“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89〕“应专心北堵。”〔90〕马士英竟厉声拒绝道：“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若虏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宁死虏无死逆！”〔91〕遂目大呼：“有异议者当斩！”〔92〕由崧在淫威面前默然了。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殉难。次日，由崧视朝毕，以形势严峻，乃寻求保全的良策，问迁都计于群臣，礼部尚书钱谦益力言不可。两日后，再次召对，上下竟寂无一言。弘光朝岌岌可危，由崧已束手无策。五月过后，警报不断，保国公朱国弼等密奏建议出避，由崧慨然曰：“太祖陵寝在此，走安往？唯死守耳！”〔93〕然已无人挺身而出，为其守御。十日晨，清兵渡江信至，朝野大震，是夜，由崧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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