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朱由崧之事略
说了这么多，接下来说说关于朱由崧“失德”记述真伪的辨析寻检史事，探求真丵相，一般说以当时人或身历其事者之所载最有参考价值，故多为人们所重视。细检当年载有朱由崧事迹之书，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详载其所谓“失德”事之书并不多见，只集中在几种书内，而缺载或略载之书则甚多，按诸书所载内容，可具体划分为以下五种：
一是明确指出朱由崧荒淫无耻、酗酒纵欲，乃至厌弃朝政之事者，以谈迁（公元1593年—1657年）的《枣林杂俎》、陆圻（公元1614年—？）的《纤言》、计六奇（公元1622年—？）的《明季南略》、邹漪（明遗民）的《明季遗闻》，以及张岱（公元1597年—？）的《石匮书后集》、董含（公元1624年—？）的《三冈识略》六种书为最。前四书乃绘声绘色，细致入微地加以记载，后二书为议论，具体已见前引。
二是虽然载有由崧荒淫之事，然却加以存疑者，当时人题梅村野史的《鹿樵纪闻》可为代表。该书虽载有“端阳节，福王在宫演剧。内旨：召乞儿多捕虾蟆，为房中药”〔45〕之事，然又议论以“至如娈童季女，方药纵淫，皆传闻之过”，〔46〕加以否定。
然而，莫须有之事竟广为流传，进而危害发酵，流毒甚巨，实有深厚的社会原因。其问题之源头在于明神宗的荒淫怪异，宠溺郑贵妃、福王，而引发社会，特别是东林党人普遍的厌恶之情。随而诸多传闻便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崧自然被涉及，对其不利之传闻便越来越多，亦愈加复杂；无法证实之传闻既多，真假难辨，多为莫须有，实为厚诬。流被社会，厚诬竟成信史，左右舆论，人们不能不信，对由崧的厌恶之情，可谓根深蒂固，终成政治陷阱。即正直人士亦难辨识，竟信以为真，而推波助澜，铸成历史大错。史可法、张慎言、姜曰广等最初之见解本此。而由崧即皇帝位后，马、阮擅权，阉党人物重新起用，人们厌恶与怨恨之情有增无已。而阮大铖投帝之所好，进献优伶入宫演戏，供其欢乐，于是荒淫纵欲之传闻鹊起，哄传都下，而东林党人对此指责、批判的声音迄未止息。东林人士向以疾恶如仇、忠耿清廉著称，在社会上颇有威信。因而东林人士，或具有强烈东林背景，以及有东林倾向之人的一些言论，包括其有意无意散布之传闻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于是一些史家有感于弘光朝的混乱，受其影响，激于义愤便以传闻为信史而备载于书，竟而流传于世。史家陈寅恪曾云：“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49〕可谓卓识。尽管当时一些人所载由崧的那么多绘声绘色的荒淫纵欲之事，但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可信度。当然，东林党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它本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松散群体，人员面貌不一，对问题的看法各异，而对由崧诸多传闻之态度亦能分出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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