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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友之家] 高教洼地---河南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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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0 16: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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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河南省的高等教育,让河南人有种说不出的痛,2019年,河南高考报名人数超百万,是其他几个中部省份人数2倍还多。虽然录取人数也相对较多,但录取率仅为12.5%左右,在全国都排名靠后。尤其在重点高校录取率方面,国金证券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河南985录取率仅1.14%,211录取率4.14%,一本录取率也只有7.80%,在全国均排名倒数。正是因此,河南高考难度与广东并列,被戏称为“地狱模式”。重新洗牌后,郑州大学虽入围“一流大学”名单,却未在42所A类高校之列,仅成为6所B类学校之一;而95所“一流学科”大学中,河南也只有一所河南大学上榜。
   优质高校缺乏,不仅抬升了“上游”高考难度,也拉低了“下游”尖端人才留存。早在2013年,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就直言,“长期在我省工作的院士,还不如湖北一所高校的院士多。”到2019年9月,与其他省份相比,河南人才匮乏问题仍然突出:全国1600多名院士,在豫工作的只有26人;中科院在河南没有独立的研究所;每万人中拥有的专业技术人才数502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痛定思痛,河南对此已采取不少针对性措施。除了积极“从外引人”,河南的另一个发力方向,正是大手笔支持高校、特别是省内头部高校发展,“在内育人留人”。
作为如今大学的金字招牌,“双一流大学”从2016年正式开始建设,每五年一个周期。而就在2016年1月,时任河南省省长谢伏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高水平大学、特色骨干高校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大学等高校创建一流大学。
2018年,河南对“双一流”建设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当年重点民生实事和重点改革事项,并在9月出台《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的若干意见》,成为国家启动实施“双一流”建设以来,首个由省委省政府联合发文支持的省份。而在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国家三部委将对“双一流”进行中期验收之前,河南的冲刺姿态更加明显。
       “进局难,出局易。”当时,河南省财政厅明确将筹措资金40.27亿元,支持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双一流建设。
时任河南省省长陈润儿还向两所高校党政一把手下了“军令状”:
      “财政再困难省委、省政府也要满足你们提出的经费需求,这既是亮明省委、省政府的态度和决心,也是为了增强你们必胜的信心。”
     一直以来,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在河南布局的中央财政支持高校偏少。去年,中央启动“部省合建”工作,支持中西部14所高校建设,相关政策和支持与部属高校一视同仁。

       “但这依然是按照‘一省一校’的原则来支持。对于河南来说,目前全省只有郑州大学进入‘部省合建’高校行列,有限的中央财政支持很难有效支撑河南省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而影响河南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宋纯鹏说,“这对有1亿人口的大省河南来说,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数量还远远不够,应该在河南布局更多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

     “现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通过‘部省合建’进行支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只是简单以区域来划分为‘一省一校’,这样看似平衡,未来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平衡,还要综合考虑各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宋纯鹏说,河南是人口大省,占全国总人口的7%,占西部省份总人口的12.8%,意味着只有极少数河南考生能享受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这样一个有1亿多人口的大省,和其他有几百万人口的省份一样,只有1所‘部省合建’高校,这远远满足不了河南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也远远满足不了河南人民对‘上好大学’的需求。”

“建议相关部门在进行宏观政策制定的时候,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补齐中西部高等教育短板,突破‘一省一校’的限制,应充分考虑不同省区之间、不同经济区之间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等因素,有计划地将中西部地区办学历史长、发展实力强、社会影响大、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地方高校纳入‘部省合建’高校行列。”宋纯鹏建议,“此外,在‘部省合建’布局的基础上,国家应制定实施更多的支持举措和支持路径,扶持一批中西部地方高校快速发展,例如,重点支持‘省部共建’高校建设,参照教育部直属高校模式指导支持‘省部共建’高校,在经费投入、指标分配、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同等对待,巩固和发展我国教育‘奋进之笔’的成果。”
      河南省周边城市中西安有985院校2所,211院校7所,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行业测试中心44个,有45名两院院士;南京有985院校2所,211院校8所,两院院士83人,国家级研究机构17家、实验室25个;济南有985院校1所,211院校1所,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有985院校2所,211院校7所,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7所、国家重点实验室2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数百个。
      可见,郑州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现状与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及需求不相匹配,大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做大做强高等教育,时不我待。
     河南高考2016年到2018年的高考一本录取率分别为7.7%,7.8%以及12.4%。均低于当年全国的平均水平,辽宁高考2016年到2018年的一本录取率分别为16.0%,16.1%,24.8%,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来,河南高考近些年的一本录取率甚至不到辽宁省的一半。2018年河南省参加高考人数97.26万人而985/211高校录取率为1.14%。
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依靠,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社会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
1、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中心、科学研究中心、文化传播中心在开辟社会新产业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近些年来,高等学校的科研力量注重了科研与社会需要的结合,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的在逐年增加,不断为社会开辟新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职业领域的新发展。
2、高等教育所传播的文化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是一种理念、观念等核心层面的文化,因而对社会的影响深刻而久远。高等教育传播文化具有一种文化整合的效应,传播的是一种不同特质文化的精华。
3、。高等教育培养的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对于社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高等教育在建构终身教育体系,开展继续教育,营造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区域、学习型城市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高等教育在创造新知识,构建社会创新系统方面有它自己独到的作用。
4、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因为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人,是全面发展的人,而教育是培养和塑造这种全面发展的人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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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21 20: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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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25 20:14 | 显示全部楼层
洛阳如何应对高职院校如何应对新一轮扩招

  继去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看来,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实施高职扩招,是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肯定,同时赋予了高职教育新的职责和使命。要求高职教育承载更多提升劳动力素质、服务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传承技术技能的经济社会发展重任。

  “现在谈职业教育的语境变了,更多的是把它放在国家宏观发展中来看。所以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还是从当前如何稳就业、促就业的角度,高职扩招都有必要。”在听到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的消息时,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晓觉得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感慨“到了考验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的时刻”。

  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共扩招116万人,百万扩招已如期“交卷”。接下来,我国1423所高职院校又该如何应对新一轮的扩招?

  消除生源后顾之忧,科学有序招生

  提起扩招,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首道坎便是,生源哪里来?怎么招?

  在2019年高职扩招中,除了应届中职、普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四类人员”也被纳入了招生范围。据了解,这些“非传统生源”约52万人,占去年高职扩招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95后退伍军人裘舜杰便乘去年扩招的“东风”,进入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学习。疫情期间,他主要是上网课学习,“这样不影响正常工作,又可以让我多掌握一门技术,提升就业实力”。在他看来,“对有提升需求的人来说,扩招政策是一大利好”。

  “过去,高职生源以18-22周岁适龄人口为主,即主要是传统生源。但今后,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应届生源比例将持续提高。”在刘晓看来,今年,职业教育更应进一步释放扩招红利,积极将此次疫情中就业影响较大的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纳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胡卫发现,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非传统生源”普遍年龄偏大,且部分已婚,出于机会成本和费用支出等考量,整体报考意愿偏低。对此,他认为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消除生源后顾之忧,比如放宽扩招户籍限制,为考生就近报考入学创造便利,同时加大对部分人员的财政补贴,对职业技能突出者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费。

  此外,从2019年高职扩招院校和专业情况来看,胡卫观察到,不同地区院校、同一地区不同院校、同一院校不同专业、公民办院校之间招生都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与此同时,部分高职院校存在急功近利行为,一些院校降低选拔标准,表面“宽进”,实则无序招生、抢占生源,甚至公然承诺只要报名就能返还费用、包通过等,借机揽学费、要拨款,学生则变相花钱买文凭;还有一些学校为完成任务,照抄照搬上级政策和其他院校政策,招生目标不明确。

  胡卫认为,深入做好新一轮扩招工作,首先要合理确定扩招人数,科学安排扩招时间。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研判疫情影响下的就业形势,结合现有办学资源情况,逐年合理确定扩招人数,科学安排不同类型及不同批次招生的时间和节奏。结合产业链调整情况,除继续挖潜中职生源和“四类人员”外,适当扩大有接受高职教育意愿的产业职工招生比例,从源头上缓解不同地区、院校及专业之间的招生失衡情况,遏制院校扩招的短期行为。

  弥补师资缺口,加快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面对扩招,高职院校的资源承载能力是个更为现实的问题。

  “师资,尤其是‘双师型’教师紧缺。”胡卫算了笔账,按平均师生比1∶18计算,2019年扩招后,全国高职院校共缺5.5万名教师,如考虑每年自然减员约1万人,则有6.5万人的缺口。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56.67万人,普通高校师生比为1:17.95。其中,本科院校师生比为1:17.39,而高职院校师生比已达1:19.24。

  今明两年高职再扩招200万人,师资缺口将更大。正如郑亚莉所说,“为确保扩招后的生师比,如何打造一支符合‘四有’标准、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双师队伍成为关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针对师资缺口,有的高职院校利用现有师资将对扩招学生的授课主要集中在晚上、周末或节假日;有的正在建设线上教学平台,针对在职工作的扩招学生实行线上课程为主、面授课程选修的教学模式。“这就需要高职院校盘活现有的教学资源来进行灵活安排,但这个过程也需要对教师进行相应的奖励、激励。”刘晓说。

  去年扩招了3000余人的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招聘了20余名专任教师,并从企业聘任了100多名兼任教师。“通过校企合作来充实我们的教学课程、师资队伍,可以加快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王雄伟告诉记者,经过去年的扩招,“学校在师资、实训平台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有了快速提升”。

  2019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提到,到2022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一半,建设100家校企合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100个国家级企业实践基地。

  郑亚莉建议,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保障,出台关于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准入、培养培训、考核评价、待遇保障以及兼职教师聘用等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同时,支持校企合作共育,指导、推广一批有效的“校企互聘、成本分摊、绩效激励”师资队伍建设方法。

  胡卫也认为,应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盘活存量教育资源。各地教育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扩招人数给予教学及生活设施基建专项补助。要敦促院校按扩招后生师比,加大“双师型”教师引进和培养力度,并鼓励院校间教学生活设施开放共享,创新教育教学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培训机构为“四类人员”提升文化素质提供培训服务。

  保障质量,探索分层分类培养模式

  除生源、师资等外,保障高职进行有质量扩招的关键在于培养过程。而这一过程,随着高职生源结构的变化也更为复杂化。

  “现在高职院校面临着办学模式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和学校评价模式多样化三大问题。”刘晓说,以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为例,“过去可以拿着一套人才培养方案去培养学生,但现在学生的基础、兴趣、目标等都不一样,学校也应该去设计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学生的培养方案。比如,学生可选择的学习形式、内容、资源平台是不是多样化的?对学生的评价考核是不是也应多样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主任陈月波在给该专业扩招学生上课时曾观察到,这些学生的最大特点是动手能力强,学习目标明确,对所学知识或技能的实用性要求更强,“有的学生选择这个专业,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就业创业,比如开个网店等”。

  因此,陈月波所在的电子商务专业根据学生的特点及不同需求,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把课程设置为6个能力模块,“学生可自主选择其中4个模块学习,尽可能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让他们学到能够更好就业的一技之长”。

  在郑亚莉看来,高职生源多样化的特征,的确需要当代高等职业教育突出因材施教这个主题。学校要充分调研“非传统生源”的学习背景、动机以及目的,结合学校办学特色,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确定教学计划,充分提升学习育人的成效。与之相应的,她认为,也应针对扩招后在校生的不同等特征制订针对性的教育管理制度,比如鼓励开展线上教学、分散教学等。

  “相关行政部门一方面要给予学校政策指导、加强监督,另一方面也要给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以及政策支持,如学分制改革、学时灵活安排、评价考核创新等。”郑亚莉呼吁,政府应鼓励企业参与办学,在制度保障、经费投入、成果共享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更实的政策、经济支持,促进企业积极、用心参与职业教育,“解决人才培养出口的最佳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孙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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