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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怀锦先生

[原创] 道可道——经典诵读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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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5 22:39 | 显示全部楼层

《求法诗》


唐  义净法师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若不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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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6 23:3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中国道德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之中,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老子居于道,用于德,演于阴阳,运于三生万物,中气以为和而明宇宙自然万物的道德真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明人生、家庭、社会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常道真理。老学与孔学都是尊道贵德,依据道和德展开自己的学说和思想,阐释出自己学说的最高境界,各自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绝学,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大道与常道的两大派系,立足点虽然不同,却殊途同归,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哺育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最优秀文化的缔造者、历史的引领人,共同影响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之久而不衰。
    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精神健康的最佳食粮,是民族精神的丰富营养。因此,我们德慧智的教育理念的口号是:“与老子同在!与孔子同在!与道德同在!”德慧智经典诵读的宗旨,就在民族根文化的源头中,从老学和孔学的井泉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培贤育圣,修之身,其德乃真,修身齐家,从而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通过复兴道德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

  老子与孔子的大道与常道,本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常道是大道的基础,大道是常道的指归。孔子曾经数次向老子问道学习。这一对师生其差别的关键点,在于“道生观”与“人生观”的差异中。我们学习与实践老子的思想,要牢牢把握住两个根本性、关键性的特点。其一是揭示人生观向“道生观”的直接转化复归必须不离德一,离开德一即是漫漫长路,难竟其功;其二是揭示人生、社会、科学、文化等一切都离不开道,离不开道生德养,人类普遍生存在大道规律的总体制约之中。但是,人类离失了德一状态已经是一个必然的现实。(熊春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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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6 23:34 | 显示全部楼层
经典诵读五字诀:恭—熟—忘—合—灵(熊春锦)


    建立道德信仰是最高的一种信仰,而且没有盲目性,没有宗教的局限性,这个道没有人格化,不像西方强调人们一定要去牵着上帝的衣角,才能获得解脱,才能到达天国,西方是依附性的,这就容易构成强权势力。而东方的道呢,这个道德信仰是每个人内在的,你就是佛,你就是道,道和佛全部都在你的体内,你就要把他求证出来,就解脱了,就获得智慧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这个目标的达到,只要凭借一个“恭”,恭敬心,相信这一切都会在自己体内发生,这些奇迹都会在自己孩子身上和我们自己的体内产生,有了这一个恭敬心调整心态,并且保持坚持诵读。台湾的王财贵教授曾经提出一个“跟我读”,很简单,就跟着他读这个经典就行了,当然他提倡的是儒家的经典。实际上,我主张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一起读,不要有宗教观念,超越宗教,中国的道德文化远远在所有世界各国宗教之上,宗教无法羁绊它。这与党的政策也是吻合的,与国家的方针法律也是同频的,没有碰撞。所以作为教育界,作为我们家长,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者,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道德信仰建立起来,相信我们古人的大慧大智,我们主动地通过经典诵读,去走进老子,走进伏羲,走进黄帝的思想境界当中,那么就能够达到。
    剩下的就是一个“熟”,熟练了以后才容易观,对不对?你们没有熟的时候就没办法观。只有背熟了,滚瓜烂熟的时候,离开书本就可以反观内视的观,忘了,忘了后天的意识,突然里面产生了内文明的时候,这个时候统一地进入了“忘”,字非字,已经化为生物光在体内出现,而你的音频震荡使体内的精气神发生一体的变化。这个“合”呢,实际上可非恒道的这个经典能量与自己体内的五行、三焦、五臓六腑都能够震荡起来、结合起来,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了很“灵”的状态。这个“灵”的状态,在第一个阶段称之为图文思维阶段,也就是爱因斯坦所提到的图像思维。爱因斯坦的一生,他都是主动地把数字性的东西和后天智能理念性的东西主动地转化成为图像思维,在大脑那个屏幕当中去进行思考,所以他才能够始终思考人类的前沿问题,而诞生创造能力。

    这个“灵”呢,第一步一旦达到了,实际上就能够实现更深的一些灵妙的变化,包括后来的童话思维、神话思维都能实现,这在小孩子身上特别容易实践。但是大一点再进行教育的时候,特别是对孩子指导教育的时候,不要追求神话思维境界,也不必要追求童话思维境界。因为仅仅只要掌握了这三种思维模式当中的一个图文思维,就已经可以使你的孩子进入到一种走在人生最前列这样一个智慧状态,他的思维能力、他的创造能力、他的学习后天知识的掌握能力,在那个状态下,绝对可以超越你的左邻右舍,在学校里面都能成为佼佼者。所以不必追求结果,只让他按照经典诵读,“恭熟忘合灵”进入图文思维就可以了。因为再高层次,你们驾驭不了,现在这个智能水平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驾驭不了,不能正确的指导。因为这个现象当中,我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案例,有的家长过度贪,害自己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出现了图文思维以后,就马上去追求这个童话思维,追求神话思维,最后达到一个什么境地呢,每次必定要请问孩子,无论事情的大小,都要按照历史记载的一些内容去追问孩子:“出现没有?出现没有?”最后孩子被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逼得信德丧失,开始撒谎了,开始编故事了,因为你在摧残他/她的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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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3 2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佛即道也。念佛法门,其实也是一种诵读法门,微妙神通不可思议。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唐 天竺般剌密谛法师 译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

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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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 14:58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帝内经 素问.著至教论篇》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圣教,疑于二皇。”黄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雷公曰:“请受道,讽诵用解。


讽诵用解

“讽诵用解”,是雷公传承学习的方法。
“解、别、明、彰”,杨上善说“习道有五,一诵,二解,三别,四明,五彰”。这是雷公阐述自身使命时特别提出的,对于一门医学的树立,在雷公看来,不仅要能够治群僚,更重要的则是“至侯王”,这样才能使黄帝之学彰。对于当时的各种学问来讲,彰显其地位,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治疗的方法和效验(经术),而是能够与“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的术数体系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医道》,这样才能使经术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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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3 12:22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语文的教学上,在文艺的发展上,朗读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从前私塾里教书,老师照例范读,学生循声朗读。早年学校里教古文,也还是如此。五四以来,中等以上的国文教学不兴这一套;但小学里教国语还用着老法子。一方面白话文学的成立重新使人感到朗读的重要,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白话文应该怎样朗读才好。私人在这方面做试验的,民国十五年左右就有了。民国二十年以后,朗读会也常有了,朗读广播也有了。抗战以来,朗读成为文艺宣传的重要方法,自然更见流行了。
    朗读人多称为“朗诵”,从前有“高声朗诵”的成语,现在有“朗诵诗”的通名。但“诵”本是背诵文辞的意思,和“抽绎义蕴”的“读”不一样;虽然这两个词也可以通用。“高声朗诵”正指背诵或准备背诵而言,倒是名副其实。白话诗文的朗诵,特别注重“义蕴”方面,而腔调也和背诵不同。这该称为“朗读”合式些。再从语文教学方向看,有“默读”,是和“朗读”相对的词;又有“精读”、“泛读”,都着眼在意义或“义蕴”上。这些是一套;若单出“朗诵”,倒觉得不大顺溜似的。最有关系的还是“诵”的腔调。所谓“诵”的腔调便是私塾儿童读启蒙书的腔调,也便是现在小学生读国语教科书的腔调;这决不是我们所谓“读”的腔调——如恭读《总理遗嘱》的腔调。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白话文宜用“读”的腔调,“诵”是不合式的。所以称“朗诵”不如称“朗读”的好。
    黄仲苏先生在《朗诵法》(二十五年,开明)里分“朗诵腔调”为四大类:
    一曰诵读 诵读之而有音节者,宜用于读散文,如《四书》、诸子、《左传》、《四史》以及专家文集中之议、论、说、辩、序、跋、传记、表奏、书札等等。
    二曰吟读 吟,呻也,哦也。宜用于读绝诗、律诗、词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韵文如诔、歌之类。
    三曰咏读 咏者,歌也,与咏通,亦作永。宜用于读长篇韵文,如骈赋、古体诗之类。
    四曰讲读 讲者,说也,谈也。说乃说话之“说”,谈则谓对话。宜用于读语体文。(以上节录原书一二六至一二八面)
    这四分法黄先生是“审辨文体,并依据《说文》字义及个人经验“(一二六面)定的。按作者所知道的实际情形和个人经验,吟读和咏读可以并为一类,叫做“吟”;讲读该再分为“读”和“说”两类;诵读照旧,只叫做“诵”。下面参照黄先生原定的次序逐项说明。
    《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段玉裁道,“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说文解字》言部注)。古代的诵是有腔调的,由此可见。腔调虽不可知,但“长言”或“永言”——就是延长字音,——的部分,大概总是有的。《学记》里道,“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呻”是“吟诵”,是“长咏”(注疏),可以参证。至于近代私塾儿童诵读《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以及《四书》等的腔调,大致两字一拍,每一停顿处字音稍稍延长,恐怕已经是佛教徒“转读”经文的影响,不尽是本国的传统了。吟的腔调也是印度影响,却比诵复杂得多。诵宜于短的句读,作用是便于上口,便于记,便于背;只是“平铺直叙,琅琅诵之”(《朗诵法》一二六面),并没有多少抑扬顿挫。黄先生所举的书,似乎只《四书》还宜于诵;诸子以下句读长,虽也可以诵,却得加些变化,参入吟腔才成。朗读这些书,该算是在吟诵之间。至于小学国语教科书,无论里面的“国语”离标准语近些远些,总之是“语”,便于上口。文宜吟诵,因为本不是自然的;语只宜读或说;吟诵反失自然,使学生只记辞句,忽略意义。这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现行小学国语教科书有的韵语太多,似乎有意使儿童去“诵”,作者极不以为然。在原编辑人的意思,大概以为韵语便于记忆些,一方面白话诗可选的少,合于小学生程度的更少。韵语便于记忆是事实,可是那种浮滑而不自然的韵语给儿童不好的榜样,损害他们健全的语感,代价未免太大。倒是幸而他们只随口诵读过去,不仔细去体味;不然,真个拿那种韵语做说话和写作的榜样,说出来写出来的恐怕都有点不像话。儿童需要诗歌很迫切,也是事实。但白话诗合用的其实不少见。一般编辑人先就看不起白话诗,不去读,也不肯去翻那些诗集,这怨谁。再说歌谣也是可选的,那些编辑人也懒得找去。他们只会自作聪明地编出些非驴非马的韵语!作者以为此后国语教课书里不妨多选些诗歌:白话诗,歌谣,近于白话的旧诗词曲。白话诗只要“读”,旧诗词曲要吟或吟诵,歌谣要说或吟唱。白话文也只要读,白话只要说。这些下文还要论及。——单纯的诵腔帮助很少,作者以为可以不用。
    还有一种诵腔,值得提一下。最早提倡读诗会的是已故的朱湘先生,那是民国十五年。他的读诗会只开过一回或者没有开成,作者已经记不起;但作者曾听过他朗读他的《采莲曲》。那是诵,用的是旧戏里的一种“韵白”。他自己说是试验。《采莲曲》本近于歌,似乎是词和小调的混合物,腔调是很轻快的。“韵白”虽然也轻快,可是渗透一种滑稽味,明明和《采莲曲》不能打成一片,所以听起来总不顺耳似的。这种近歌的诗在白话诗里极少,几乎可以算是例外。应该怎样朗读,很不容易定;也许可用吟腔试试。不过像“韵白”这类腔调,如果做滑稽诗或无意义的诗,也可以利用。这类诗其实也是需要的。
    吟特别注重音调节奏,最见出佛经“转读”的影响(参看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二○五至二一五面)。黄先生说:“所谓吟者,……声韵应叶,音节和谐。吟哦之际,行腔使调,至为舒缓,其抑扬顿挫之间,极尽委婉旋绕之能事。……盖吟读专以表达神韵为要。”又说:“吟读……行腔使调,较咏读为速,而比之诵读则稍缓”(《朗读法》一二六至一二七面)。这里指出的“吟读”、“诵读”的分别,确是有的;不过作者认为后者只是吟腔的变化,或者吟诵相杂,所谓吟诵之间,不必另立一类。赵元任先生在《新诗歌集》(商务版)里说过,吟律诗吟词,各地的腔调相近,吟古诗吟文就相差得多。大概律诗和词平仄谐畅,朗读起来,可以按二字一拍一字半拍停顿,每顿又都可以延长字音,每拍每顿听上去都很亭匀的,所以各地差不多。古诗和文,平仄没有定律,就没有这样的客观的一致了。而散文变化更多。唐擘黄先生曾在《散文节拍粗测》(《国故新探》,商务)里记出他朗读韩愈《送董邵南序》和苏洵《乐论》各一段的节拍。前者是二字一顿或一字一顿,如“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便有六拍;后者大不相同,如“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便只两拍。唐先生说:“每秒时中所念的平均字数之多少随文势之缓急而变。如上示两例,《乐论》比《送董序》每秒平均字数多一倍(前者每秒平均二·四字,后者一·二字);而它的文势也比《送董序》急得多。文势的缓急是关乎文中所表的情境。”——散文有时得吟,有时得吟诵;黄先生以为诸子专集等等和《四书》同宜于诵,而将吟限于绝律诗、词曲等,似乎不合于实际情形。
    五四以来,人们喜欢用“摇头摆尾的”去形容那些迷恋古文的人。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虽然吟文并不必需摇头摆尾。从此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诵古文,怕人笑话,怕人笑话他落伍。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成见。有一回清华大学举行诵读会,有吟古文的节目,会后一个高才生表示这节目无意义,他不感觉兴趣。那时是民国二十几年了,距离五四已经十几年了。学校里废了吟这么多年,即使是大学高才生,有了这样成见,也不足怪的。但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该就是这个意思。钱基博先生给《朗诵法》作序,论因声求气法最详尽,值得参考。他引姚鼐的话:“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见《尺牍》、《与陈硕士》)。又引曾国藩的话: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见《家训》《字谕纪泽》)。这都是很精当的。现在多数学生不能欣赏古文旧诗,词等,又不能写作文言,不会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黄先生所谓“讲读”,是“以说话谈论之语调出之”(《朗诵法》一二八面),只当得作者的“说”类。赵元任先生论白话诗也说过:“白话诗不能吟,……是本来不预备吟的;既然是白话诗,就是预备说的,而且不是像戏台上道白那末印板式的说法,……乃是照最自然最达意表情的语调的抑扬顿挫来说的”(《新诗歌集》)。他们似乎都以为白话诗文本于口语,只要说就成。但口语和文字究竟不能一致,况且白话诗文还有多少欧化的成分,一时也还不能顺口地说出。因此便不能不有“读”的腔调。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都是读的腔调。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现在读腔是大行了,除恭读《总理遗嘱》外,还有宣读国民公约,宣读党员守则等;后两者听众并须循声朗读。但这些也许因为读得太熟,听得太熟了,不免有读得太快、太模糊的时候,似乎不合于读的本意。这些都是应用的文言;一切应用的文言都只宜于读。这也关涉到语文的教学。至于白话诗文,向来是用读腔的。赵元任先生的国语留声机片便是如此。他所谓“说”,和黄先生所谓“讲读”,恐怕也就是作者所谓“读”。这也难怪,白话文里纯粹口语原很少,戏剧能用纯粹口语的,早期只有丁西林先生,近年来才多起来。赵黄两先生似乎只注意到白话诗文本于口语,虽不是纯粹口语,按理想总该是“预备说的”。可是赵先生实地试验起来,便觉有时候并不能那么“最自然”地“说”了,他于是只好迁就着“读”。可是他似乎还想着那也是“说”,不过不是“最自然”的罢了。赵先生说起戏台上的道白。戏台上道白有艺术白和自然白(?)的分别。艺术白郑重,可以说与“读”相当;自然白轻快,丑角多用它,和“说”也有些相象。——白话诗文自当以读为主。
    早期白话诗文大概免不了文言调,并渗入欧化调,纯粹口语成分极少。后来口语调渐渐赶掉了文言调,但欧化调也随着发展。近年用纯粹口语——国语,北平话——的才多些,老舍先生是一位代表。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老舍先生的作品富于幽默的成分,“说”起来极有趣味。抗战前北平朱孟实先生家里常有诵读会,有一回一位唐宝钦先生“说”老舍先生的《一天》,活泼轻快,听众都感兴趣,觉着比单是阅读所得的多——已经看过原文的觉得如此,后来补看原文的也觉得如此。作者在清华大学一个集会里也试过浑家先生的《奉劝大爷》(二十五年二月三日《立报》),那是讽劝胡汉民先生的。听众也还感觉趣味。这两篇文都短而幽默。非幽默的长文,作者也在清华诵读会里试说过一回。那是作者自己的《给亡妇》。这篇文是有意用口语写的,但不敢说纯粹到什么程度。说的当儿一面担心时间来不及,一面因为自己说自己的文字有些不好意思,所以说得很快,有点草草了事似的,结果没有能够引起听众的特别注意。作者以为这种文字若用的真是纯粹口语,再由一个会说的人来说,至少可以使听众感到特别真切的。至于用口语写的白话诗,大家最容易想起的该徐志摩先生的那些“无韵体”的诗。作者觉得那些诗用的可以算是纯粹口语。作者曾在清华的诵读会里试说过他的《卡尔佛里》一首。一面是说得不好,一面也许因为题材太生疏罢,失败了。但是还值得试别首,作者想。还有赵元任先生贺胡适之先生四十生日的诗(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北平《晨报》),用的道地的北平话,很幽默的,说起来该很好。徐先生还写过一首他的方言(硖石)诗,《一条金色的光痕》,是一个穷老婆子给另一个死了的穷老婆子向一位太太求帮衬的一番话。作者听过他的小同乡蒋慰堂先生说这首诗,觉得亲切有味。因此想起康白情先生的《一封未写完的信》那首诗,信文大部分用的是口语,有些是四川话;作者想若用四川腔去说,该很好。
    早期的戏剧,只有丁西林先生的作品演出时像是话,别的便不免有些文气或外国语气,不像真的。近年来戏剧渐渐发展,抗战以后更盛,像话的对话才算成立了。曹禺先生当然是一位很适当的代表。不久得见陈白尘先生的《结婚进行曲》,觉得那前几幕里的对话自然活泼,好像有弹性似的,值得特别注意。戏剧是预备演的,对话得是“最自然”的,所以非用纯粹口语不可。戏剧虽然不止是预备说的,但既然是“最自然”的对话,当然最宜于说;要训练说腔,戏剧是最适合的材料——小说和散文里虽然也有对话,可是纯粹口语比较少。戏剧的发展可以促进说的发展。不过大部分白话诗文还是只宜于读。就白话文作品而论,读是主腔,说有辅腔;我们自当更着重在读上。
    现在的诗歌朗诵,其实是朗读。作者还没有机会参加过这一类朗诵会,但曾请老舍先生读过《剑北篇》的一段和《大地龙蛇》里那段押韵的对话。听的所得比看的所得多而且好。特别是在看的时候总觉得那些韵脚太显著,仿佛凸出纸面上似的刺眼,可是听的时候只觉得和谐,韵脚都融化在句子里好像没有了一般。老舍先生不像吟旧诗、词等的样子重读韵脚,而是照外国诗的读法顺着辞气读过去。再说《剑北篇》原用大鼓调句法,他却只读不吟唱,大概是只要郑重和平静的效果的缘故。——读的用处最广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现在的学生只在小学里学会了诵,吟、读、说都不曾学。诵在离开小学后恐怕简直用不着;读倒是常常用着。黄先生说到教室内的国文教学,学生“起立读文,……每因害羞,辄以书掩面,草草读毕;或因胆怯,吞吐嗫嚅,期期不能出诸口;偶或出声,亦细微不可辨”(《朗诵法》一三六面)。这是实在情形,正是没有受过读的训练的结果。作者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有人或许觉得读和说不便于背。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成见。背读《总理遗嘱》便是眼前的反证。作者曾试过背读白话诗,觉得至少不比背吟古体诗难。至于背说,演员背戏词也是眼前的例子;还有中小学生背演说的也常见。——语文教学里训练背说,便可以用剧本作材料,让学生分任角色说对话,那么,背起来就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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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3 12: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朱自清论古文诵读

    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该就是这个意思。钱基博先生给《朗诵法》作序,论因声求气法最详尽,值得参考。他引姚鼐的话:“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见《尺牍》、《与陈硕士》)。又引曾国藩的话: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见《家训》《字谕纪泽》)。这都是很精当的。现在多数学生不能欣赏古文旧诗,词等,又不能写作文言,不会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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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9: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其实就是生活的不二智慧。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恶言相加,寒过三冬。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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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简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看网传打人视频,女乘客举止似“泼妇”;听新闻中邻居说其人平时,又态度极和善,关于同一个人的信息,前后怎会如此矛盾?其实这正是真实人性的不二真相。
人心是极复杂 的,佛魔合于一身,因此很难僵化地将一个人定位为好人或者坏人。一事当前,遇善缘则现好人相,遇恶缘则现坏人相。重庆公交坠江教训惨痛。


社会有正能量,亦有负能量。各种矛盾积聚化为戾气。司机与乘客若一方让步,则悲剧避免。


自爱自律,广结善缘,传播社会正能量,亦是在修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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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司机与女乘客若有事后,必当会为个人的荒唐行为惭愧。因为他们确实不是生活中“十恶不赦”的恶人。
但一切皆无可挽回,事中的人其实也是身不由己——自身犹如傀儡木偶,由某种力量左右,丧失理智,不可抑止。这正是命运因果力量的可怕。

积善为福,改善命运,努力跳出命运因果的“磁力场”。


唯有德,是人生命运升华的真正能量。惟智者能把握个人命运。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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