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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见义勇为——从道德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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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3 16: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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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历史、人性、社会学、心理学视角分析近几年大众热议的“见义勇为”行为,梳理儒家伦理道德、法家思想学说,在二千年中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影响。用详尽而通俗的思辨过程,比较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见义勇为法”的细微差别。借鉴美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见义勇为的立法问题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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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大家好,欢迎捧场。今天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春秋时期,孔夫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子贡,一个叫子路。这两个人大多数人都知道,子贡非常聪明,生意做得很好,是春秋“福布斯排行榜”排名前三的大富翁。子路性格鲁莽,经常挨老师骂,是个愣头青。当时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国后,政府会给他赔偿和奖励。子贡有钱呀,来往在各国之间做生意,没少往回赎人。自愿为国分忧,还不接受政府的奖励。
        子路呢?觉悟好像就没子贡那么高。虽然也救过落水儿童,但家属给了头牛做报酬,他就接受了。如果你是孔子,更赞同那个弟子的做法呢?我这儿卖个关子,这个问题咱们现在不回答,先去关注一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位大圣人——周公与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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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打过补丁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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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以前的圣人,基本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几位。西周初期,周武王灭商后去世,他年幼的儿子周成王继位。周公忠心耿耿地辅佐侄儿,东征西讨,平定判乱,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他的兄弟管叔和蔡叔联合起来造反,周公也毫不留情地大义灭亲,执法比包黑子还严明。连大奸臣曹操都称赞他,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制礼作乐,敉(mǐ)平判乱,文治武功,没得挑剔,几乎成了完人。不过老百姓有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都是周成王叔叔,管蔡谋反是想争夺王位。周公摄政,行天子之令,大权在握,难道对王位就没有觊觎之心?秦始皇巡游天下,鲜衣怒马,声势浩大,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刘邦与项羽羡慕不已。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这事儿司马迁不可能亲见,但刘邦与项羽的嫉妒才是人之常情嘛。据说周公杀管蔡以前,流言纷纷攘攘,都说周公要取代周成王做天子。周成王也胆战心惊,生怕被周公谋杀,叔侄儿隔阂很深。后世白居易就这事儿在诗里发感慨: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意思是如果当初周公在还政成王前死了,那他有没有篡位的心,就永远也证明不了啦。
        周公到底只是摄政,还是称王代替周成王做天子。从春秋到明清,一直争论不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韩非子 · 难二》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假是代理的意思。韩非就认为周公不只摄政,而且称王。《管子》里说周公治理天下的时候,砍断的人手、人脚和人头堆满台阶,可老百姓还是不听话。周公治理天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已经不重要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要让一个人成为完人,那这个人必须是高大全的道德模范。
        把周公打造成圣人,可能在孔子之前已经开始。《尚书· 金滕》记载,武王克商后第二年得了重病。周公心疼哥哥,心忧如焚,就向上天和祖先祷告,让自己代替武王去死。这祝告的策书,恰好被史官保存下来,收藏在一个金属盒子里。后来成王意外地发现了这个黑匣子,打开一看,感动得痛苦流涕,为自己的小人之心懊悔不已,难过得直抽自己嘴巴子。
        这金滕就是儒家为打造圣人给周公打的补丁。把人神化、圣化,然后让这个道德完人通过自己的思想、行为来影响他统治的人民,最后让所有的人都成为高大上的道德君子,全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历来是儒家的政治传统。比周公更完美的还有舜,孟子一生就以大舜为榜样,言必称尧舜。据说舜是个苦孩子,亲生母亲死得早。愚蠢顽固的父亲瞽叟又续弦娶了个冥顽不灵的后妻,生下个狂傲自大的孩子象。瞽叟和后妻偏爱象,常常想杀掉舜。先是让舜去修补仓库的屋顶,让象悄悄搬走上房的梯子,在下面放火,要把舜烧死。舜灵机一动,拿斗笠当降落伞,跳下来就跑掉了。后来瞽叟又让舜挖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在上面填土,要把舜活埋。那知舜早有防备,边挖井边在井筒侧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里逃掉了。父亲、后母、弟弟虽然处心积虑地要杀舜,但舜依旧无怨无悔地奉养双亲疼爱兄弟。他二十岁的时候,孝行就远近闻名,他用高尚的品德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就算他住在沙漠里,不出三年,追随他的人就把沙漠建设成了首都。
        一个人只要修身,齐家,培养自己的德行,由此推己及人,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是实现内圣外王的高速公路,只要沿着这条高速公路走下去,就能实现“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完美地诠释了儒家这一政治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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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靠不住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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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这套伦理道德,战国时期的韩非就不以为然。什么贤人政治呀,尧舜如果只是个平头百姓,说出话来没人听,那他连三个农民都管不了。韩非这话好像有些道理哦。可很多人一听韩非,就认为是残暴的法家,彻底抵制。一说孔孟呢,又觉得是慈祥仁爱的儒家,举双手赞同。
        儒家可能也发现了韩非指出的漏洞,于是又给舜打补丁。韩非你不是说以德行仁也得有权势才能施行?那好,为了更好地推行贤人政治,我们干脆让大舜做国家最高统治者。怎么做的呢?禅让呗。尧听说了舜的事迹后,不只把天子之位让给他,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为妻。
       贤人政治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其实还是不靠谱。为什么不靠谱?第一,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本为夏王朝后裔,这个游牧民族的习俗是“贵少贱老”,看重年轻力壮的轻视年老体弱的。年轻人吃肉,老年人能喝汤就不错了。山西民间传说,古代老人到了六十,是要活埋的。这民间传说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也许古代的游牧民族真就这么做。匈奴作为夏王朝后裔,根本就不讲什么孝。舜生活在夏王朝之前,又怎么能有孝敬父母的观念?从人类学的范畴来分析,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人类在面临进化、竞争时,繁衍后代总比保存前代更重要。这是自然规律,和道德无关。
        第二,春秋时期,天子国君都是世袭制,嫡长子继承,周天子不可能因为某个人道德高尚就把王位让给他做。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各种各样的禅让,比如王莽、曹丕搞的那些,但那是大臣已经权倾朝野了,皇帝不得不让位给他。让得慢了,还怕被他干掉。要说真正发自内心的禅让,大约只有春秋时期燕国的国君燕王哙,就是燕昭王他爸,把君位让给了国相子之。结果燕国大乱,被齐国趁火打劫,差点灭了国。中国以后的王朝也是世袭制,嫡长子继承,这种继承制度没法保证每一任君主都贤如尧舜。传着传着,不就给出了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候的周幽王?当然,韩非认为,贤如尧舜和坏如桀纣的君主都是极少的,大多数君主是普通人。治国呢,应该靠权力,靠法律,而不只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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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无法可依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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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徐寿兰老太太在某公交车站等车,据她称被正在下车的市民彭宇撞倒,而彭宇则称下车时见老人摔倒,所以扶至旁边,并且在其亲属到来以后一起送该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药费。2007年1月4日,徐老太将彭宇告上了法庭,9月3日,判决的结果是彭宇应赔偿40%损失费计45876.36元。根据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推理,“彭宇自认,他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彭宇送徐老太上医院的行为纯属做贼心虚。“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没有这样做,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2008年8月21日,据郑州大学生李凯强说,他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扶起一位姓宋的老人,而老人说是李凯强把他撞倒的。2009年12月28日,郑州市二七区法院给李凯强下达了一份判决书:
        李凯强驾驶电动车与宋某驾驶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调查取证认定,无法查证是由李凯强还是宋某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造成的,根据公平原则,法院认为,原告宋某的损失合理部分由双方各承担50%较妥。因此判决李凯强15日内支付宋某1万元精神抚慰金及其他费用共计7.9万余元。
        类似以上的案件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导致现在人们对救助他人产生恐惧心理,生怕因为做好事反而成为被告,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老人摔倒后众人袖手旁观而无人敢扶的事件。
        上面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但下面这个事件,就让人有些愤懑了。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广东佛山年仅两岁的女孩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事件发生后的几分钟,从受伤女童身边经过的18位路人没有一人上前救援。结果受伤的小悦悦再一次被货柜车轧过,最后是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把孩子抱到路边,并找到了孩子的妈妈。但小悦悦因伤势过重,最终不治身亡。小悦悦事件后,举国哗然,大家开始反思,我们不是天天弘扬仁义道德嘛,受孔孟之道熏陶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应该人人贤如尧舜啊。可事实是街上跌倒老太太都没人敢扶,甚至看到血泊中的孩子也假装没看见,社会怎会冷漠到这种地步?
        也不能说就没有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社会回报给他们的又是什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这句话放在山西浑源大磁窑村农民刘守斌身上,就成了一个笑话。
        1991年3月27日,河北保定通往山西大同的客车行至浑源县恒山水库转弯处时,由于车速过快,路有积冰,客车一头栽进尚未完全解冻的恒山水库里。车上10余名乘客遇难,乘务员毕淑兰也被抛在水库中央的浮冰上。路过事发现场的大磁窑村农民刘守斌,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刺骨的湖水中,冒着生命危险,经过40多分钟的拼搏,将毕淑兰救回岸边。自己却因为在冰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落下终身残疾。
        刘守斌见义勇为的事迹在媒体上风光了一段日子后,渐渐淡出人们视野。身患神经炎,左半身感觉缺失的刘守斌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屋漏偏逢连阴雨,和刘守斌相濡以沫的妻子在2000年因难产去世。刘守斌一筹莫展,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关注时不只无人问津,还被一些人冷嘲热讽——又没人花钱雇你救人,倒霉是你自找的。残酷的现实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2000年2月,《大同日报》刊发记者文尚《揾wèn不尽的英雄泪》一文,报道了刘守斌困窘的情况,引起大同市委、市政府重视。大同市政法委、卫生局、山西省司法厅等各部门领导专门到医院探望刘守斌,浑源县电业局也为刘守斌捐款2820元。在医院治疗一段日子后,刘守斌病情有所好转。生活,仿佛光明了起来。
        然而,14年以后,我们本期策划李先生和公益人士经过多方打听,再一次来到大磁窑村刘守斌家中时,却发现被遗忘已久的刘守斌依然一贫如洗,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刘守斌说,自2000年后,14年里,第一次有人到家中探望他。
        这就让人感叹了。当整个社会都在谴责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时,为什么又对身边活生生的英雄不管不顾?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真的那么可靠吗?一个舍己救人的英雄结果如此凄惨,谁还愿意去见义勇为?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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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责任分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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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在纽约、伦敦、东京或墨西哥市这样的大型都市中心,我们随时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我们在街上与人们擦肩而过,在餐厅、电影院、公交车或火车上比邻,和人们排同一条队伍——却彼此毫无关联,好像周围的人不是真的存在。
        1964年,在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一位名叫基蒂•吉诺维斯(KittyGenovese)的酒吧女经理在凌晨3点回家的途中被一男性杀人狂杀死。凶手一共发动了三次攻击,作案时间长达半个小时。其中两次攻击中,旁观者发出的声音以及突然点亮的卧室灯光打断并吓退了凶手。但是他又回头找到那位女士,再次用刀子刺杀她。在攻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报警。最后一位目击者打电话给警方时,这位酒吧女经理已经死亡(《纽约时报》1964年3月13日)。 
        当时住在公园附近公寓里的住户共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杀时的情景或反复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营救她。对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来说,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候,帮助她的人真的就不存在。
        一个月后,纽约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一位十八岁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殴打,凶手几乎让她窒息,还脱光她的衣服强暴她。当她终于从攻击者手中逃脱,一丝不挂,流着血跑到街上大叫:“救救我!有人强暴我!”时,有将近40个人聚集在忙碌的街上,看着强暴者把她拖上楼梯继续施暴,可是没有人上前帮助她。只有一位刚巧路过的警察阻止了接下来的暴行及可能发生的谋杀(《纽约时报》1964年5月6日)。
        连续两起暴力事件,全美哗然,媒体纷纷谴责纽约人的冷漠,但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反对这样的说法。比布•拉塔内(BibbLatane)及约翰•达利(John Darley)当时分别在纽约市的两座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中担任教授,十分接近事件发生地。他们在纽约市大街小巷中进行了许多研究,地点包括地下铁、街角及实验室。得出的结论让人大跌眼镜,当紧急情况发生时,目击者越多,越没人为受害者提供援助。除了担心插手暴力事件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以及“管别人闲事”可能付出的代价外,人们也会否认情况的严重性。每个人都会假设其他人可以协助或将要提供协助,结果,目击者都成了袖手旁观的看客。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简单地说就是“旁观者效应”。用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来解释:随着目击者的增加,每增加一个目击者,群体所增加的责任心是递减的。目击者都指望别人出头,认为肯定有人报警,从而成为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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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群体效应与情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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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分散效应”类似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群体人数越多,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越少,所以日常生活中常常有“法不责众”的说法。我们本期策划李先生就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山西浑源、大同交界处有一个叫东圪坨铺的小山村,几年前该村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虽然贫穷,村民却纯朴而善良,数次抢救同浑公路车祸后的伤员,用媒体记者的话说,真是“一个清贫而大义的村庄”。也因为此,各大媒体对该村好一顿宣传。可没过多久,央视记者途经该村。恰好碰上一辆拉花生的卡车翻在路边。在摄像机镜头下,整袋整袋往家里扛花生的,还是以抢险救人闻名全国的东圪坨铺村村民。
        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据媒体报道,东圪坨铺村有90户人家270口人,除去在外打工的,常住人口也就几十人。几乎把一百多袋花生抢光,绝对不是个别村民所为。通过这个群体事件我们发现,哄抢货物这种事情发生时,从众心理占了上风,个人的道德反而微不足道。
        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而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强大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群体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可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哄抢还是救人,处于群体中的个人行为都受到了整个情境感染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把情境对人的影响称为“情境力量”。 1971年夏天,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和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并通过专门测试挑选出受试者,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24名大学生被随机分为狱警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里。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狱警用半夜吹起床哨、让犯人做俯卧撑、用手洗便桶来强迫犯人服从监狱规定。犯人也用叛乱,甚至绝食来与狱警对抗。到了第六天,情境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警和濒临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一个模拟监狱的环境,就让身心健康的大学生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
        津巴多教授主持的就是引发全球轰动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的详细经过,记录在他的著作《路西法效应》一书里。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有《叛狱风云》与《斯坦福监狱实验》。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它会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审视传统的道德、伦理以及人性。同时向大家推荐的还有群体心理学经典名著,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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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吃人的仁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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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传统的社会架构坍塌,还继续用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影响民众,实在是太荒唐。中国法制进程进展缓慢,不能说和国人这种意识形态没半点关系。可现在不少部门、媒体仍在拼命地打造“道德模范”,把道德拔高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已经变成了要“吃人的仁义道德”。
        我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据《大河报》2011年报道,河南省第九届见义勇为表彰大会,2004年至2009年间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和“见义勇为先进群体”共计41人,21人在见义勇为中牺牲,年龄在18岁以下的有10人,其中8人牺牲,最小的张佳辉年仅11岁。2014年,河南省召开第十一届见义勇为表彰大会,因救落水同学牺牲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张昌平,也是11岁。另一组来自《中国少年报》的统计则显示,他们曾在一个月内收到14个省市关于17个少年为救人而身亡的事迹。
        未成年人应该是全社会保护的对象,我坚决不赞同未成年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见义勇为。鼓动孩子们这样做,我认为那是给下一代洗脑。
        2014年6月,深圳市龙岗区金稻田学校四年级三班学生梁耀艺患脑瘤去世。临走前他决定捐出器官和遗体,他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妈,如果我活不了,就把我捐出去吧!”然后,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小耀艺的事迹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和热议,被誉为“伟大的小孩”。媒体用的都是“高尚”、“善良”、“致敬”这些饱含道德意味的词语,真是“洋洋乎盈耳哉”!
        翻翻小学课本,原来有这么两篇课文,一篇是《跨越海峡的生命桥》,另一篇是《永生的眼睛》,都是讲捐献器管的事情。小耀艺受了课本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在离世前决定把自己捐出去。
        但这事大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我国《人体器管移植条例》第八条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另外,中国《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是说,梁耀艺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不具备自己捐献器管的权利。但我们的媒体,鼓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捐献器管,弘扬违背现行法律法规的仁义道德。这不就是一百年前鲁迅先生批判的“吃人的仁义道德”吗?
        一个健康的捐献者确实可以使很多人受益。为了救助更多人的生命,也许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最近几年,美国大部分州采用了领取驾驶执照时,登记捐献器官意愿的制度。程序是捐献者先征求父母亲属的同意,然后填写器官捐献卡,签署器管捐赠协议,国会同时还会给登记的志愿者减轻个人所得税,使器官捐献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美国成年人的驾照,不仅是开车的执照和身份证明,还是一份捐献器官的同意书。也就是说,在车祸中被确认死亡的驾驶员,如果驾照上有donor(器管捐赠)的标识,医疗机构可以把他的器管移植给需要救助的人。
        现在我们该回答一下节目开始提出的问题了。孔子批评子贡:“赐啊(子贡名端木赐,子贡是他的字,老师称呼学生称名就可以),万事,不过义、利二字。鲁国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人、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是好的法律。”孔子还说:“你的所作所为,固然让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为国分忧。你这样做,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道德一旦悖逆人情,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可恶的恶行。还是子路做得好,救了落水儿童,家属给报酬,是可以接受的。以后再有人落水,鲁国人就愿意救人了”。
        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在《吕氏春秋》里有记载。故事中的孔子,未必就是孔子本人。但这个故事折射出的古人高超的政治智慧,让人心悦诚服。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有这样的见识,我们现在为什么还继续宣传违反法律的道德观念,让舆论强奸司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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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趋利避害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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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路的做法更符合人性,所以孔子表扬子路。人性是倾向于利己还是利人,战国时期就有争论。孟子说,看到婴儿爬向井边,谁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这是人类源自内心对同类的同情。人类的这种同情心,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所以孟子认为人性倾向于利人。但先秦另外一位儒学大师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欲望,比如食欲,性欲,以及对财富的渴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性更倾向于利己。孟子侧重人类的利人性,就致力弘扬仁义道德,以此来改变社会。这当然是不靠谱的,发展下去,甚至搞出“吃人的仁义道德”来,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荀子侧重人类的利己性,就致力完善政治制度,以刑罚来制约人类的欲望。发展下去,只能是严刑峻法。荀子的两个弟子,李斯与韩非,为让人听话,干脆扼制人的思想,建议政府焚书坑儒,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其实孔子的学术思想,包含伦理道德与政治制度两方面。孔子推崇的“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施行王道的核心内容是礼、乐、刑、政。礼、乐推广道德教化,刑、政实施犯罪惩罚。礼、乐、刑、政,治国的这四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先德后刑,而不是只用仁政或者只用刑罚。孟子和荀子就是只注重了其中一方面,结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近代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人的利己性,《国富论》的作者亚当· 斯密就认为,面包师把面包做得香甜可口,可不是出于对顾客的爱,而是对自身利益的密切关注。但亚当 · 斯密说的利己性,更像是商业文明催生的契约精神。面包师在利己的同时也在利人,而且是为了利己应该更好地利人。
        利己与利人,并不矛盾。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至少是不担心成为被告,英雄才不会流完血再流泪。让社会充满温情,让生命得以保障,是孔子治世的理想,也是欧美国家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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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好撒玛利亚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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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的许多发达国家都有所谓的“见义勇为法”,也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Samaritan law)”。这些法律的立法意向是为了保护救助伤病人员的好心人,不至因为做好事而惹祸上身,以此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
        Samaritan译成中文是“撒玛利亚人”或“乐善好施者”。这一典故来自圣经《路加福音》里耶稣讲的寓言。耶酥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路上碰到强盗。强盗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了他,从他身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末人从他身边路过,也照样从他的身边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恻隐之心,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扎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旅店里照顾他。第二天,又拿出二钱银子来,替他付给店主。”
        “好撒玛利亚人法”引用圣经的故事,想要说明的其实就是:在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和自己先前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出于道德的约束而去救助他人的人,才是好公民。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论语 》中就说 : 见义不为,无勇也。除去道德义务,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也很多,例如《唐律疏议》规定:有强盗打劫乡邻,乡邻来求助,自己不肯帮忙,以“不救助论“,杖一百。如果强盗人多势众,穷凶极恶,和强盗死磕也磕不过去,那就应该就近报官。不报官的,同样杖一百。不救助,不报官,都是要打屁股的,都是对见危不救的惩罚。
        和古代中国不同的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崇尚个人自由,认为见义勇为只是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公民并没有救援陌生人的义务,美国有些州拒绝将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各州法庭对“见义勇为法“的应用也有差异,有的还会结合“即将发生危险”(imminent peril)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燃眉之急的危险,法庭可能认为施救者的行为是鲁莽的,因而不保护施救者。法庭这样做也是基于医疗专业角度的考虑,毕竟救助伤员需要专业技能,没有专业技能,鲁莽施救可能造成二次伤害。这种情况,立即报警和拨打急救电话反而是最佳选择。
        2004年,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年轻女子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另外一名叫丽莎的女子将她救出,但丽莎由于没有专业的施救技能,导致了亚历山德拉车祸后瘫痪。2008年,亚历山德拉把将她从车里拖出来的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所以丽莎要为她的瘫痪负责。12月19日,加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票数判决丽莎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因为救人成了被告,还得付出巨额赔款。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明显与“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社会舆论也是一片哗然,加州议会司法委员会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2009年6月9日,加州议会以75∶0的票数通过“好撒玛利亚人免责条款”,条款宣布了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因救助疏忽导致被救助人受到伤害,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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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好撒玛利亚人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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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里,“好撒玛利亚人法”的法理基于自愿和道德的原则。不过也有例外,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和佛蒙特州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要求在紧急事故现场的人对需要救助者给予合理的协助,包括打电话求助。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在明尼苏达州属于小罪,而在佛蒙特州则可能被罚款100美元。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也正考虑将救助作为一种法律义务加入“好撒玛利亚人法”。
        英美法系着重保护见义勇为者,避免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施救而成为被告甚至承担法律责任。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里,类似的法律则基于他人身陷危险时人人都有救援的义务。立法的原则通常着重惩罚在紧急情况下见死不救的人。《法国刑法典》规定:对自己和第三人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不去救助处于危难中的人,处5年监禁并处罚金7.5万欧元。《德国刑法典》对于同样的情况处罚稍轻一些,处1年以下限制自由刑或罚金。这条规定不仅在德国适用,在很多欧洲国家同样适用。
        大陆法系在规定救助义务的同时,往往也暗含了免责的盾牌。如在德国的法律中,就有“施救疏忽”(UnterlasseneHilfeleistung)的规定,即公民在紧急情况下有抢救的义务,只要施救的行为是善意的,即使造成伤害也可以免于被起诉。
        中国的法律倾向于大陆法系,似乎应该借鉴“救助义务”的概念立法,着重于对见死不救者的惩罚。小悦悦事件以后,网上就有不少人主张通过立法惩罚见死不救的人群。但我国法院并没有像法国法院那样赋予救助人赔偿豁免权,一旦见义勇为者因为救助行为导致被救助人损害的,不管是否善意,都要赔偿被救助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见义勇为。2008年2月15日上午,南京市民 63岁的魏永玲老人看到一位老太太仰面躺在解放南路的人行道上,口吐白沫。魏永玲一方面担心救助这位老人自己要承担责任,一方面又担心不救助老人有死亡的危险。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拉住七八位路人,证明自己并没有撞倒老人,然后再拨打电话求助。这就是典型的见义勇为者心态,听了都让人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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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我们应该向欧美国家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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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有26个省、市制定了有关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为的概念基本达成一致,即公民在法定职责外,为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以及抢险救灾的行为。对见义勇为的保障主要是三方面:一、由加害人承担的人身伤害赔偿;二、受益者对见义勇为者的公平补偿;三、政府奖励。但是不是见义勇为,需要行为发生地的民政部门认证,而法国和德国的《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受害人和救助者都可以首先从国家得到赔偿解决燃眉之急。
        趋利避害是人类天性。没有相关的法律保彰,没有起码的免责条款,当施救的代价高于选择躲避的成本时,只强调救助义务而没有免责条款的规定根本无法阻止悲剧继续发生。2014年2月17日上午,35岁的深圳女白领梁娅倒在地铁出口,在冰冷的地面上趴了50分钟,不治身亡。
法制缺失导致的大众冷漠,让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真是让人惋惜。这样的案例在全国还有很多,也有被救助者在他人见义勇为帮助自己后,害怕承担赔偿责任,矢口否认,造成认证困难,致使见义勇为者得不到赔偿。
        最近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2015年12月,在天津工作的山东小伙子郭强为救跳水自杀的同事不幸溺水身亡,可被救者为了逃避责任,竟然伙同其他同事一起谎称小郭是为情自杀,幸好事发当时有目击者证明了小郭的清白。这起“勇救落水同事反被诬蔑为自杀”的事件才尘埃落定,郭强家属与被救者及两名同事达成调解协议,获得九万元的抚慰金,当地警方也按照规定为小郭申报见义勇为称号。
        真是做人难,做好人更难。能不能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来改变整个社会冷漠的现状?不少学者在十多年前就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过探讨。但直到现在,我国一直没有出台有关见义勇为的全国性法律规范。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如果要立法,除了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有限地豁免见义勇为者的责任,以及对见义勇为者给予适当补偿和奖励外。见义勇为应该是一种“倡导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呢?这些学者也有争议。若是倡导性规范,则法律鼓励陌生人对受难者进行救助,陌生人可以选择“救助”或者“不救助”,法律奖励救助者,不惩罚不救助者。若为强制性规范,则法律将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不履行义务的陌生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目前,国务院已将《见义勇为条例》列入立法规划。我个人倾向于将见义勇为作为一种倡导性规范,鼓励更多人扶危济困。当然,也可以借鉴新加坡高效而严密的司法体系,惩罚那些被援助还反咬一口的,让他们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处以罚金。对恶意碰瓷讹诈的,以敲诈勒索罪论处。让公民见义勇为时免去顾虑和担忧,愿意助人,敢去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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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法制不完善之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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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彭宇案以后,老人跌倒在地,因怕承担责任没人敢上前将老人扶起的情况,几度引发社会热议。2011年3月,民间公益网站“中国好人网”筹建“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基金为搀扶者与老人双方产生纠纷,责任无法判定的时候,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必要时还会提供经济帮助。这一基金的设立,解决了一些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5年来,该基金帮助了全国各地几十名搀扶老人的好心人,被国内外几百家媒体争相报道。尽管民间公益组织力量薄弱,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正能量”。
        从社会机制来看,我们还应参考国外的保险制度。在美国,商铺、住户的业主都会购买意外险,办公室的租赁人也必须购买意外险,一旦发生意外人身伤害事故,比如在住房门前人行道的积雪上滑到,通常由保险公司理赔。若是医疗费有人支付,根本就不会产生侵权的诉讼,施救者自然也就无须担心成为被告。
        保险就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造成损失,其实大多数投保人并不会遭遇意外,所以保险的功能是将多数人的保险金用来补偿极少数不幸遭遇意外的人。社会上无论团体还是个人,如果大家能以较少的钱投保买个安心,见义勇为者也就不必畏惧成为被告,这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
        听完了这期节目的朋友,可以考虑为年迈的父母买份“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君子成人之美,为了天下父母的幸福安康,就当是我给保险公司做广告好啦。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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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13 16:30 | 显示全部楼层
承蒙一舸烟雨、西岭千山、勤俭持家等文友抬爱,再发一篇关于见义勇为的话题。文章较长,原本是写给某节目的一篇文字稿。所以摘要基本属于吹牛,中间为适应节目需求,还夹杂了一点私货,帮节目推销了几本书。所幸稿件没被采用,没更多地荼毒读者。* t4 e  j7 t( V
当然,文中所提到的《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与《乌合之众》两本书,绝对值得推荐,感兴趣的吧友可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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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3 23:28 | 显示全部楼层
无法可依的恶果。见义勇为这个话题近些年来炒的沸沸扬扬,治国要靠权力和法律,那么见义勇为慢慢也应该得道法律的保护和奖励,单靠道德来维护社会的良知越来越难,就像现在没有人敢做好事了,别人遇难除了看热闹就是避而远之,心善之人一做好事麻烦跟着就来了,做好事的代价太高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当自己倒霉的时候当自己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路人的冷漠和麻木,也许你也许我就是下一个小悦悦,下一个梁娅。如果有完善的法律措施和保护就像文中提到的因救助疏忽导致被救助人受到伤害,免除責任等等。那么英雄就会不流泪少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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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14 11:46 | 显示全部楼层
勤俭持家 发表于 2018-3-13 23:28
- \# o' o0 N9 {4 c无法可依的恶果。见义勇为这个话题近些年来炒的沸沸扬扬,治国要靠权力和法律,那么见义勇为慢慢也应该得道 ...

3 @& O( t! H$ w4 n老哥好,这么长的帖子,耐心看完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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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4 22:29 | 显示全部楼层
信息量大,慢慢看。在文苑你付出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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