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契约”所传递的优良家风》新安徐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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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房拆迁时偶然发现了六张发黄的陈年契约，最早的为光绪三年，最迟的为民国三十一年，跨度达六七十年之久。内容主要涉及房契和地契等，虽然都是些看似平常的民间买卖行为，但仔细推敲，其承载的信息量却不容小觑。
        首先，契约所指向的年份吻合了河南的大劫难。

        据史料记载，200年来河南有四次大灾荒：嘉庆十八年（1813年），光绪三年（1877年），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而六份契约的签订时间分别为：光绪三年（1877年）（两份），光绪四年（1878年），宣统二年（1910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民国三十年（1941年）。不难发现，其中的两个时间节点竟和上面灾荒的年份出奇地吻合，大灾时期家乡先祖们的生活状况可见一斑。

        我们这代人虽然也曾经历过青黄不接的饥饿童年，但真正大灾荒之年的有关印象还是来源于老年人的口口相传和一些历史文献。

        史志中将光绪三年（1877年）的灾情称为“丁丑奇荒”，灾情始于光绪二年（1876年），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1878），真正是大旱三年，先从淮河以北开始，迅速蔓延到北方九省，真正达到了赤地千里的恶略效果，被灾人口多达两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直接饿死及被感染瘟疫而死的人数达1300万。其中山西、河南最为严重。山西死亡500万，占当时山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河南死亡300万，也占到当时河南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所以“丁丑奇荒”又称“晋豫奇荒”，是清朝开国二百年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灾荒。

        至于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的那次大灾荒，电影《1942》已有所揭示，干旱，蝗灾，日寇，黄泛区，天灾加人祸，河南人民的悲惨生活更是达到了极致。对于一次次席卷而来的大劫难，能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样看来，当生命都难以保证的时候，田地和房产就如同《羊脂球》里富人手中的黄金一样，和一块馒头、半碗秕谷相比，它什么都不是。

其次，从契约里可以窥见祖门优良的家风。

        其中民国二十五年的那张契约的立契人是徐龙子，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父辈的口中，我们应该叫他爷爷，他的父亲和我的太爷是兄弟俩。这份契约应该属于“分单”的那种，就是弟兄分家时的房、地产分割凭据。通过契约内容及后面的签名可以知道，这份契约至少迟立了几十年，因为这次分家发生在伯侄之间，字里行间充满着谦让之意。本来是太爷俩之间的分家却一直拖了几十年，足见兄弟之间的和睦。这种家风也像传家宝一样一直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乃至侄辈间均能亲和友善、和谐相处，这都应归功于祖上的阴德。

        再者，从契约里可以感触到祖上那颗仁德之心。

        六份契约中有两份说是地契倒不如说是借条，一份是同门李氏，一份是贾门徐氏，内容都是因为无粮果腹，自愿以房产做抵押借粮若干，承诺来年偿还，落款日期为光绪三年十一月。要知道，光绪三年可是大灾之年，颗粒如金啊！流传于当时的《米粮歌》曾形象地描写道：“麦麸子籴一斗大钱一吊，谷糠子双五升三百二三。”“满滩中俱刨得根尽绝断，又将那榆树上老皮刮干。起初手刮榆皮怕人看见，到后来拼性命谁还敢拦。榆皮面十六两六十五六，糟子面称一斤三十二三。蒲根面直卖到八十以上，蔴参面也卖得七十大钱。食糟子并蔴参那还不算，白岭土并干泥当成饭餐。干泥面搅麦秸难吃难咽，吃一口满嘴里贴下一圈。”在这样特殊的时期，借粮与人不啻于变相自杀，这要冒多大的风险啊！然而祖上却全然不管不顾，足见其怀有怎么样一颗善良和仁德之心。

        另有一份签订于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立契人是与祖上八竿子打不着的同村邻居马义方。关于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在老宅不远处的马家院壕外的大石板上至今还刻着他的名字，只是光绪三年的那次大劫难后这个姓氏就不复存在了。契约的内容名曰卖地，实有托身之意。其时，本来就身体不好的老人，再经过连年饥荒的折磨，自知凶多吉少，就借地契之名托付了自己的后事，也算是消解了后顾之忧，了却了一桩心事。这也足以说明了祖上在当时邻里心目中的地位——他们才是绝对靠得住和可以以命相托的人。

        捧着这一叠发黄的残留着祖上气息的老契约，我不由得心潮澎湃，劫难的惨烈，祖上的仁慈，优良的家风，像一帧帧电影画面交替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在惊叹劫难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磨难和痛苦的同时，也为祖上的惊人之举而叹服，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种优良家风传承下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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