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归于“诚” 重其实而不彰其名 -----司马光注《老子》

天岸岭南

复归于“诚”  重其实而不彰其名

司马光注《老子》

司马光作为一个“以朴儒自守”之人，被时人公推为“醇儒”之人，其学术思想的本源自然是儒家圣人之道。程颐曾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苏轼在《行状》中说，司马光“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佛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

司马光面对当时“天下不尚儒久矣”、朝野上下“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的状况，在忧心如焚之余，立志“修明圣道”，力辟佛老。其辟佛之言，姑且不论，这里只谈他对道家的看法。从总体上说，他认为“老庄之徒，不知圣人之道”，因而他主张“尊道德礼乐，黜老庄申韩”。他批判“老庄贵虚无而贼礼法”，指斥“老庄以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术也”。可见，司马光主要站在儒家礼教的立场上，批判老庄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但是，司马光处在儒学重构的时代，他自觉地参与到新儒学的塑造过程中。而要塑造新儒学，以应对佛老的挑战，其思想资源自然不能完全局限于儒家经典。因此，司马光一方面主张“人苟尽心于圣人之道，则众说之不足学”，另一方面又觉得不妨接触一下圣人之道以外的东西，以博采众家之长。他说：“余何游乎？余将游圣之门，仁之里。非圣不师，非仁不友，可乎？不可！不若游众人之场，闻善而迁，观过而改。”因而，他虽“不喜佛老”，但对佛老中“不出吾书”之“微言”的内容，则加以肯定和吸取。在《迂书•老释》中，司马光自问自释：“或问：老释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或曰：空则人不为善，无为则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谓其然也。空取其无利欲之心，善则死而不朽，非空矣；无为取其因任，治则一日万机，有为矣。”可见，司马光对佛氏之“空”，老氏之“无为自然”，也是在加以辨析和改造的基础上才加以肯定的。

由于《老子》行世已历千年，人们耳熟能详，故司马光在批驳政治对手时，也充分利用《老子》的理论资源，以之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如，熙宁三年二月，他写信质问王安石：“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四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而他在谏止西征和要求罢除保甲法的奏疏中，都讲“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明显是借用《老子》第三十一章的话。

王安石及其变法助手们纷纷注解《老子》，试图掌握对《老子》的解释权，以扫除变法的理论障碍。司马光也对《老子》作了注解，其动机何在，笔者尚不清楚。

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司马光的《老子》注解名为《道德论述要》。司马光对《老子》不称“经”，而称“论”，反映了其儒家正统意识，即只有儒家经典才能称为经，道家之书不能称为经。其注今存于明《正统道藏》中，编者据道家立场而改题为《道德真经论》。司马光的注释非常简略，也许是他不愿花太多精力于“异端”之书吧。

司马光在《老子注》中，对“道”之体用均从儒学的角度进行诠释。他以仁义为道之体，以礼乐刑政为道之用。他释《老子》第18章“大道废，有仁义”说：“道者涵仁义以为体。”这显然是对老子之道的内涵作了儒家式改造。唐代儒家学者韩愈曾明确提出，儒家之道与老子之道不是一回事。他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之言也，一人之私言也。”这就是说，儒家之道以仁义为内涵，老子之道则排斥仁义。司马光与韩愈不同，他不是去批判老子之道，而是直接以儒家的仁义之道诠释老子之道。

在确定了道体之内涵后，司马光又指出：“圣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无言。”所谓制而用之，就是制定礼乐刑政等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他注解《老子》“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说：“因道以立礼乐刑政。”可见，礼乐刑政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根据道而制定的。不过，圣人虽以礼乐刑政作为治理天下的手段，但并不以礼乐刑政本身为目的，而是以契合无形之道为最高境界。他说：“礼至于无体，乐至于无声，刑至于无刑，然后见道之用。”因此，在施行礼乐刑政时，始终“不可忘本弃道”，以防止礼乐刑政走向异化。

既然司马光认为老子之道并不排斥仁义，那么如何理解老子对仁义的批评呢？如：

《老子》第18章说：“大道废，有仁义”。儒家如韩愈等人认为老子此说意在贬低仁义，因而表示不能接受。司马光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老子并不是批评仁义本身，而是批评世人在践行仁义时产生的流弊。他指出，真正践行仁义的人，应该是“行之以诚，不形于外”。即内心真诚地奉行仁义，而不是彰显其外在形式给别人看，所以“道之行，则仁义隐”。如果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而不是由内心自然而发，则是只有仁义之名，而无仁义之实，这种情况就是“道之废，则仁义彰”。

概言之，司马光是以一个“诚”字来化解儒道两家的对立。在他看来，如果世人对于仁义是“推至诚而行之”，则符合老子之道；如果只是追求仁义之名，而并非出自至诚之心，则徒具其表，而无其实，老子所反对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后一种情况，其用意就在于使人复归于“诚”，重其实而不彰其名。（根据网络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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