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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故事* 卖 麦
& C% o, @0 C. L. k- ]: F8 W 1972年鼠年之初,我结了婚。后来添了个宝贝女儿,又过了两年,添了个宝贝儿子。“四世同堂”,二十多口人的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院里。农家生活,还要喂猪、喂狗、喂鸡,实在是腾挪不开。我是长子长孙,只有费尽周折,在村里申请一块宅基地,再建一个窝。 1979年,妈妈给我了两千块钱。我又借遍了亲戚朋友才将就在新批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楼板房。那几年,日子过得丰富快乐又极其清贫。说到清贫,那时农村的大部分人家都差不多。当个民办教师,每月只有7块钱。给孩子们买个3分钱的冰糕都舍不得。特别是盖房子又借了些账,如果没有客人来,我们连酱油醋都不买。有时咬牙买几斤肥肉,把它炼成油。油渣包包子吃(至如今,我的孩子都不喜欢吃包子),二十来块钱的大油则要吃个半年左右。 有一回天黑前炼了一盆油,放到案板上凉着。夜里睡觉前,妻子照例到厨房收拾一遍。怕费电,她照例不开灯。摸住了那盆油,她以为是刷锅水,随手就泼到了院里。泼了她就想起来了,但为时已晚。天热油脂凝固得慢,二十来块钱炼得一盆油撒到了土地上!…… 听她惊叫一声,我以为她踩住长虫了。我们家在村头,经常有刺猬呀、蛇呀造访。我赶紧拉亮院里的灯,见妻子哭着跪爬在地上用小勺刮土里的油。那还能收起来吗?以后只要想起这事,妻子就落泪,就恨自己!…… 有时急着用钱,特别是该过年了,必须得花钱,就把口省肚减的麦子卖一袋。家里最值钱的也就是麦子。一般在春荒时节能卖上价钱,一斤能卖三毛多钱。常跟我去卖麦的有老龚和鬼子杨才。星期日一大早,我们骑着自行车各自带一袋(100多斤),或者去赶麻屯会或者去赶谷水会。到了会上的粮食市场,把袋子并排靠在一起,袋口解开露出麦子就行了。会上卖东西,下午成交得多。人们赶会,前半天就是这儿看看,那儿问问,货比三家,心里有底,后晌走时才出手。尤其是买那重要的或重的东西。到散会前,卖家会让利出货,买家也会实心要。我们来卖麦,早上灰灰明就动身了。带着一百多斤重的东西,翻沟爬坡地跑二十来里路,肚里的红薯汤“早餐”早已没了热量。春风料峭,寒气袭人。兜里揣了两个玉米面干馍是午餐。只盼着快快把麦卖掉。家里人也是眼巴巴盼着呢!我在会上是绝不买东西吃的。只有卖了麦子,才能买几个水煎包子给孩子们带回去。 老龚和鬼子杨才一到会上,就到卖玉米的人那儿抓十几粒玉米,再拾个小石子儿,开始蹲在麦袋后边摆子儿。他们不是玩“老和尚吃小和尚”就是玩“挤尿尿儿”。这俩人还有点拉瓤儿亲戚关系。鬼子杨才要问老龚叫“姑父”。平时他俩一有空就蹲在地上画格子开战。一边动手,一边动嘴。这个说:“吃!”那个说:“吃你娘个B,看着呢!”实实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今天他们一动手就厮杀得难解难分。冻得清鼻涕往玉米子儿上滴,也顾不得抹一下。有人拍着袋子问价钱,他们也懒得搭理。 我则是一边看他们下棋,一边手伸在麦袋里捻那“麦鱼子”。“麦鱼子”就是带壳的瘪麦粒儿。打麦时,再下劲也除不尽“麦鱼子”。只有用手指头一个一个捻才能除掉麦壳。闲着也是闲着,我就不停地翻捻“麦鱼子”。一上午把口袋一尺深的麦子捻得干干净净,一个“麦鱼子”也不见了。有个人来看麦了,他看看老龚的,再看看杨才的,然后看看我的,问:“多少钱一斤?”我说:“三毛五。”“哪有那么贵!”那人摇摇头走了。过了一会儿,那人又转回来了:“能便宜点不能?”老龚和杨才抢先开了口:“我们急着走哩,三毛三给你。”那人只望着我的脸。我说:“三毛五。”那人侃快地说:“扛过来过磅吧!”······ 赶了好几个会都是这样,不是我卖了,他两个又把麦带了回去;就是我先卖了,他俩随后降几分钱也卖了。他俩取笑我说:“买麦的跟相女婿一样,总是看中你这白脸儿!”我笑道:“货卖一张皮,你俩的布袋太脏了。” “球!吃麦又不是吃布袋。瞎B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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